战国时齐国宰相晏婴曾被楚王刁难，说出“橘逾淮为枳”的名言，意思是说，人换了环境是会变的，如果这个人在齐国是好人，到了楚国却成了坏蛋，那多半是楚国的社会环境不佳。
其实话要从多方面去理解，水土变了，农作物的特性也要相应改变，否则就不能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当年普鲁士人郭士立从武夷山偷走中国的茶种，移植到印度大吉岭，结果原本在中国叶片小小的茶叶，到了外国却长出硕大的叶片来，最终印度红茶与武夷山乌龙一同跻身世界名茶行列，算得“双赢”。作物如此，人何尝不如此，移民到了外国，就该入乡随俗，去适应当地的制度、环境、生活方式，惟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在新国家的安居乐业。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中国移民数量众多，在早先，技术移民占大头的年代，怀着各种想法来到这片陌生土地的中国人，还真有这么点“让自己变成加拿大橘子”的劲头：认认真真学语言，踏踏实实找工作，想尽办法和其他族裔的邻居、同事沟通，积极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参与投票选举、慈善募捐、社区义工这些当地人、当地社会极为重视的活动……久而久之，你认识了当地，当地也自然而然认识了你，橘子变成了适合加拿大的新橘子，对橘子、对“淮河”，显然都是有好处的。
但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变，技术移民基本“绝种”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潮涌入的、富裕的投资移民。
作为有钱的一族，他们无需大包小包带各种便宜的生活资料，而只需带一笔钱、甚至一张卡；作为有钱的一族，他们无需从小时工做起，拼死拼活，在业余时间进修，只为重新做回熟悉的行当，而只需花从国内带出的钱；作为有钱的一族，他们无需经历租房到小房、小房到大房的喜怒哀乐，而会一步到位住进豪宅；作为有钱的一族，他们也缺乏认真研究当地舆情、融入当地社会的积极性，反正不融合日子也照样这么过。
不可否认，投资移民中的许多人，也是积极有为的，但其中的确有这么一批“富人”，一面唱着“对不适合自己的环境应用脚投票”的高调，从“不适合自己” 的中国“逃跑”，一面却又在异国他乡过着和“不适合自己”的中国一般无二的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一些华人聚居城市，赌场、夜店等娱乐场所的常客，正是这些“富人”，不报税、不上班以躲避加拿大的高税收，大肆抢购、囤积房产导致这些城市房价畸高的，也还是这些“富人”。
一面声称“中国不适合自己”，声称要“逃跑”到新环境，一面却在新环境里继续着老一套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甚至有意无意地试图把新环境改造成老环境，岂不是有些滑稽么？
说到底，这些不愿变成“新橘子”的部分“富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恰是那被他们成为“不适合自己”环境的受益者，是国内某些不规范、不完善体制的受益者，钻营者。时过境迁，追究这些人“原罪”的呼声渐高，于是他们“不适应”了，“用脚投票”了，这原本无可厚非，去一个新的环境，适应一份新的生活，本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但倘若变更的只是地点而非心态，改变的只是生活场所而非生活态度，在新的天地里，依旧走着老路，那么这样的“橘逾淮”，对橘子和淮河，恐怕都不是什么福音。在加拿大，已有不少人抱怨新移民政策的误区，而部分“新橘子”也埋怨新环境“不友好”，就是苗头。
其实到加拿大的许多中国投资移民都转型成功，事业有成，奥妙就在于把自己改变成适应新土壤、新游戏规则的“新橘子”。和中国大陆相比，加拿大地广人稀，劳动力成本高企，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发大财”机会也许并不多，但健全的法律、规范的制度、周到的福利政策，却足以让遵纪守法者获得更多实惠，让投机取巧者付出更多代价，对于某些叶公好龙型的“富人”而言，加拿大也许并不是他们的洞天福地，高税收和严密的查账系统，足以让某些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长安居，大不易，但白居易就住得滋润，因为他适应了长安城的生存法则；同样，“逃跑”到异国他乡的富人们是变成甘甜的橘子，抑或酸涩的枳，关键在于他们愿否、能否适应新环境、新土壤、新“淮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