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日前公布党政干部问责规定，因引发群体事件等二十类被问责的官员，不管是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还是被免职者，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原职相当的职务，但一年后可以有条件地官复原职。表面看这是规范官员问责制度，其实是为下台官员的复出提供程序化保障。下台官员可以官复原职，问责制就失去阻吓作用，到头来只是官员互保的手段。
根据广东当局的规定，被问责下台的党政官员，一年后可以获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甚至“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条件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其实这些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什么是“适当岗位”？如何认定“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难道这些职位只有下台官员才能胜任？如果一贯表现非常好，他们为何会受处分呢？
罔顾民意 官员互保
中国自二OO三年实施“问责制”后，已有逾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大多数已经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最让人跌眼镜的是，因“三鹿毒奶”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复出后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而最快复出的则是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此人因带队“去沙漠考察海洋”，人均花费八万余元，于去年十月被免职，今年初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两个月重出官场，不可谓不神速。
说到底，内地当官实在太幸福。从下台至官复原职的过程好比带薪休假一样，既不要付代价，也毋须过民意关，官员被问责时煞有介事，说是严肃处理，经过一段时间“冷处理”，等舆论焦点转移后，又悄悄复出。诚如网民所言：问责制早已变成了“蚊蛰制”。
其实，除下台官员“复出”时间过快外，“复出”过程的暗箱操作也遭到民意的广泛批评。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复出的官员都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静悄悄地重出江湖。公众没有知情权，遑论监督权、话语权，能看到的就是复出的结果。官员复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局到底在怕什么呢？难道被公众知道，会夺走犯错官员改正的机会？
猫有九条命，官有三个窟，问责制饱受诟病还在于多数官员复出时的职务、级别与下台前几无变动，有的甚至异地升迁，少有降职者。内地官员职务分为党内、行政和行政级别三个系列，某人行政职务被问责免职不等于党内职务一锅端。前江苏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因拆迁导致流血案而引发群体事件被免职，但他兼任的徐州市副市长一职未被问责，依然好官我自为之，让当地百姓空欢喜一场。
公道自在人心，问责制沦为“蚊蛰制”，当局可以不理会百姓非议，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迟早要付出政治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