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和媒体称这些凶徒为“校园屠夫”。例如4月12日十六点半左右，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一名男子行凶。杀死一名小学生和一名老年妇女，杀伤两名小学生、一名幼儿和一对夫妇。
4月28日下午，一名男子到广东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行凶，杀伤16名学生和一名教师。4月29日上午近十点钟，徐玉元持刀闯入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砍伤32人，包括一名保安、两名教师和29名幼儿。
4月30日上午，一名叫王永来的山东潍坊男子，持铁锤和汽油闯入潍坊市尚庄小学，用铁锤砸伤5名学前班幼儿，并抱住两名学生，浇汽油自焚。两名学生幸被抢下，王永来则当场被烧死。
5月12日上午八时，陕西省南郑县一幼儿园被当地村民吴焕明手持菜刀闯入，连杀9人，重伤11人。死者中包括7名幼儿，凶手吴焕明则在残杀这些人后服毒自尽。
类似的恶性案件在大陆近期频繁出现，说明这不是偶发的孤立事件，必有社会根源。对于这些残杀幼儿和小学生的案件，社会大众义愤填膺、强烈谴责并呼吁制裁与防范。
毫无疑问不论因为任何原因和理由，将屠刀砍向幼儿和小学生，是恐怖罪恶，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和制裁。但是在谴责、制裁这样的罪恶的同时，也有必要探讨形成如此频繁砍杀幼儿、小学生的现象，这个社会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中共媒体有一种现下流行的说法，是媒体的报道激发了、激活了罪犯有样学样的作案方式。这种说法仅只是肤浅和表面的联系，根本不是造成如此频繁和令人毛骨悚然犯罪的实质原因。
不错，一种引发社会轰动的新出现的犯罪现象，媒体对其巨细靡遗的报道，往往会让有心犯罪的人受到启示，从而形成相同的犯罪模式频繁出现。这种犯罪现象确实存在，但前提必须是社会早已存在着有心犯这种性质罪行的人。否则， 再轰动、在新奇的犯罪行为，也不会诱发频繁效仿的榜样作用。
“校园屠夫”这样杀向幼儿、小学生的案件频繁发生，是因为中国社会存在了极度仇恨的群体。他们为了将仇恨发泄出来，是以自身必死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而大陆社会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群体，是中共的暴虐无道促生了“校园屠夫”。
中国社会如今贫富差距之大，超越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这种贫富差距主要是中共官员对社会掠夺所致。中共当年靠抢劫富人消灭了中国一切稍微富有点儿的人，如今又靠暴力将社会国有财富纳入私囊。
这种强掠必然在社会大众心理上留下难平心态，而中共统治中大量司法行政不公，同样造就大批愤愤不平的民众。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房屋强制拆迁、和农村土地强行征用，更涌现出了无数丢失居所、和对土地赖以为生的民众。
中国民众在如此暴虐的统治和掠夺下，轻生、愤怒、仇恨，是对叫做政府的官方侵害的完全正常反应。在大陆社会如此不公的同时，中共当局还消除了人们争取保护和公正的机会。
最典型的就是中共对待数以千万计的上访民众。受冤上访的民众不仅得不到保护和公正，反而因为上访而遭受欺凌、毒打、抓捕、直至劳教、劳改。中共甚至在舆论上煽动上访者应该被关入精神病院、以及应该制定刑法专门审理、判处这些深受冤屈的上访者。
一方面是暴虐的统治和贪婪的经济掠夺，一方面是如此的不公和没有任何排泄的渠道，将大陆民众逼入了不是死受欺辱、就是无所不用将怨愤表现出来。其实在频繁出现“校园屠夫”恶性案件之前，已经有大量民众以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怨愤了。
例如频繁出现的抗拒拆迁、自焚、自杀和暴力反抗，以及大量上访民众在北京、在天安门，各种各样的跳楼自杀、自焚等。对于这些以死表达自己怨愤的社会弱势民众来说，以死表达的意念已定，剩下的仅是用哪种方式更能表现自己的怨愤。
今年3月23日，福建省医生郑民生闯入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的恐怖案件，让一些要以死表达自己怨愤的人受到启示。中共对郑民生采取快审、快杀，意图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其实这种意图对于死意已决的怨愤表达者，荒唐可笑。在中共仅仅一个月就快速处死了郑民生的前后，却接连出现郑民生似的“校园屠夫”，就煽了中共暴虐统治者一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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