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商报的新闻中，我见识到了一位大概是这些年来最倒霉的流氓。
某长途车票务员赵某于夜间猥亵一位年轻的女乘客，该女孩敢怒不敢言，当车上一乘客善意提醒受害者时，被票务员恶语相向，甚至威胁。不想与这名乘客同行的另38人都是同一单位的，于是３９人集体训斥票务员的流氓行径，这个赵某立刻就萎了下来，最后被交送派出所。
这个故事让人扬眉吐气，感到正义得到伸张的结局。但又引人深思，如果那３９个人不是同一个单位的，故事又会怎样发展？
那个小流氓显然不是有三头六臂神功盖世，原先他也知道这个车上有很多乘客，里面肯定也有不少年轻力壮的，可他为什么还是敢如此嚣张？
因为他以为这些人都是陌生人。
只要是陌生人，大家即使路见不平，也往往会等着别人挺身而出，即使有一两个人挺身而出，别人也不会帮他，大家都在等警察，等英雄，而不会去自己承担些什么。
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中屡见不鲜，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年春节要做很慢的火车回家过年，那时候火车上小偷甚至名目仗胆的强盗都非常多，据说只要三四个强盗，两个人把住一节车厢头尾，即使这节车厢有５０个年轻小伙子，一个人拿刀从头走到尾，每个人都会乖乖的交钱。可是只要是一群大学生结伴回家，小偷强盗大多不会打扰，因为他们都是同学。
为什么陌生人和熟人差别就这么大呢？
因为熟人之间，有信任。
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做“孤胆英雄”，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信任是勇气的源泉。因为你对你的同伴乃至同胞有信任，以你对他们的了解，你知道他们的是非爱憎，你知道当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你的身后还有支援的力量，还会有人为你挺身而出。这些人不会冷眼旁观，当你为正义流血的时候，以你的案例来教训自己的孩子 “看看！出头的椽子先烂”。
这就是信任的力量。
建立信任的途径有很多，在一个单位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自然会有一种彼此信任；在一个学校里同学们朝夕相处，也会培养出信任。那这个社会上的公民，如果不在一个学校上学，不在一个单位工作，是不是就不能培养出信任呢？
这就涉及到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活跃的民间公民组织，比如各种读书会，俱乐部是一种公共空间；可以侃大山的咖啡馆、沙龙是一种公共空间；互联网上的各种论坛，讨论区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打破日常家庭和机构的局限，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和自己有兴趣、爱好乃至价值观共识的人，你会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孤立的。当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人，感觉自己不是孤立的，有的人会支持你，他们注视着你，站在你的身边，就会有更多的人会为了做正确的事挺身而出。
而作为反例，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痛感社会道义沦丧？就是因为信任被瓦解。所有被极权体制操纵的社会，某种邪恶的力量可以肆无忌惮的耍流氓，就像文化大革命，就算有１０００个“四人帮”，比起几亿人民来说，他们占多少比例呢？他们都是三头六臂么？为什么就可以把整个国家折腾得一塌糊涂。这和假如不是遇上了３９个熟人，一个小流氓的淫威，就可以震住整车的乘客，内在的道理完全是一样的。
一个邪恶横行无忌，正义不得伸张的社会，必然是社会被原子化的社会，甚至提倡检举揭发，鼓励“大义灭亲”。每一个公民个人即使肢体健全，也感觉自己在精神上孤立无援，即使朝夕相处的人都没有可以信任的对象。那样的社会人民是一盘散沙，邪恶的力量却团结高效。
这个长途车上发生的故事，我想以后可以编成话剧甚至电影，３９个熟人仅是靠正义的威慑就制止了一起流氓犯罪，它所揭示的道理，在我看来像是一则关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