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8天时间里，中国6省连续发生残杀儿童的血案，震惊世人。同时中共官方媒体被禁止报导和讨论，中国社会危机加剧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中国人权律师李和平，从法律人角度深入分析了杀童血案不可回避的社会背景，他阐述了信仰缺失的后果以及司法必须独立的社会架构。以下是本台对李和平专访。
李和平律师曾在2008年获美国政府颁发的民主奖，他是中国近代最活跃的人权律师之一，广泛为遭遇公权力伤害的群体提供司法援助。他首先表明对事件的谴责立场。
录音：“我就说这么几点吧！现在已经有多起杀害小孩的行为，从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对这种行为是持谴责态度的，任何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冤屈，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小孩，这是不可取的。并且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是第一个立场。第二个，这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采取了同样的行为，这已经不是一个个案了，这表明中国社会的矛盾和怨气已经积累到了相当大的一个程度。有人把中国社会比喻成一种高压锅，并且是没有阀门的，没有出气口的。感觉这个高压锅它的温度已经到了快要爆炸的点上，是相当危险的。 ”
出现血腥杀童案的原因是公众关心焦点，而中共控制媒体的独立采访和报导，不但公众无法得知凶犯的行凶动机，甚至无法获知确实的死亡人数和死者名单。李和平律师对犯罪心理做了推测分析，他说：
录音：“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事情，我从法律理念上来说，只有保护了弱者的权利，强者的权利才能受到保护。这每一起杀童案件，中国境内的媒体都无法对这个案子进行深入地报道。也不知道这些凶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冤屈，过不去的坎儿。他竟然采取极端的行动抱定必死的决心，要去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把自己弄到被别人唾骂的境地。肯定是他应该受到了相当大的不公正，他本身对这个生活已经绝望了，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任何的或者相应的帮助，也没有给他相应的希望，使他这个人在那个时候，产生了非常绝望的情绪，他才会产生这种暴烈的行动。”
“并且很多人去杀小孩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希望，是希望通过做出这样一个大案子，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才把他原来的积案得以解决，也使残害他的人受到惩罚。他的想法，原来害他的人，共同的一块完蛋吧！但是他采取了又拉上了一些无辜小孩的命。 ”
针对中共对公众安全危机的应对措施，李和平批评大陆官方采用的维稳模式，暴力控制伸张权利的公民，合法公民成为维稳对象，其实质上在制造和加剧社会矛盾。
录音：“再一个现在大陆官方一直在强调搞维稳，主要的手段采取暴力，如控制的手段，把人动不动给关起来，叫做稳控对象，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在社会上制造不和谐，心里产生反感，就是去伸冤的时候，被当成被维稳控的人员，这种行为也会直接对社会上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
有人讲维权才能维稳， 不能够维权，也就不可能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角度来讲，目前的这种维稳体制，是造成中国现在出现这种杀童案件的原因之一。 ”
那么，出现这种残暴血案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到底谁是矛盾的始作俑者？李和平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谈到3点，首先谈到中国民众暴力意识的成因源于中共的斗争学说，他说：
录音：“再还有一个讲，现在中国的民众他们的思想上所受到的影响，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受到原来共产党在49年以前，他们对付国民党的时候，他们的那一套宣传的影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要斗争、造反有理，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在民众中是有很大的市场的。再加上现在他们的环境，所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对待，确实很多，那么他们就想起了反抗，哪怕这个反抗越激烈越好，影响的面越大越好，儿童可能是社会上最软弱的地方，神经最敏感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想到了要杀害儿童，来做一个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的惊天血案。”
接着，李和平谈到中国社会信仰缺失，导致被灌输无神论的民众对行为没有任何约束，他说：
录音：“还有一点，中国目前来讲，信仰缺失。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这几起杀童案件，如果大家把行凶者的背景调查一下，我相信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人。如果他们有信仰，他们不会去杀害孩子。这就是中国政府，他们官方推崇出来的国教，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之一吧！”
此外，经济指标GDP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中共官方倡导“利益至上”，以利益导向引导国民一切向“钱”看。李和平说：
录音：“现在中国官方倡导的主要是利益至上，以利益导向对整个社会的国民进行引导，唯GDP论，只要你这个地方经济发展了，一切都好，经济不能够发展，你可能一切就都不好。并且它也引导国民都一切向“钱”看。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把社会公益，把价值不当回事。为了达到短期获得的利益，他们不惜损害社会公益，损害长远价值，政府他们带头这样做，民众就跟着政府学。我觉得这也是杀童案产生的背景之一吧。”
李和平律师批评了官方对杀童案的应对措施，认为以安保方式派员看守学校是不可行的，他建议用这些保安费用救济那些受到公权力伤害的人。他说：
录音：“中国现在应对杀童案策略，我觉得官方在强调加强校园警力，校园能够得到比较强的安保服务。这里面可能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我对这种行为，这种措施根本就不看好。中国的学校那肯定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学校有多少个学生，这个数目也是非常客观的。那么这个学校要派多少保安，派多少警察才是合适的呢？没法去说了。
我看一个资料上讲，重庆已经派了6300人，300个警察，那6300个人能够顶用么？如果一个人以拼死的决心到一个学校里去，这些警察他们能挡得住么？并且这么几个警察散到每一个学校里面去，他能够把整个学校都看得住么？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方式根本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校园增加安保的这个钱拿过来，增进社会的这种公平正义，增进社会的这种对正义的维护事业。我相信可能效果还好一些，减少那些人的支出，我觉得可能也比这样好。”
那么，中国社会这个高压锅，是否有释放的阀门呢？李和平谈到了非政府组织NGO和律师角色的积极作用，但是两者都受到政府的强力打压。
录音：“中国现在是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所以在社会上的NGO组织普遍受到了压制。如果中国民间的组织能够活动空间要大一些的话，那么他们会对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一些帮助，使他们看到社会对他们有关，使他们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希望，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走向这样的不归路。
现在中国政府对律师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我看只能使头疼案多的在中国发生。因为律师的存在是维护社会公益的。他是帮助弱势群体，维护他们权力的。但是现在在中国，律师帮助律师群体，往往会吊销执照，往往被打、被停业。我觉得中国政府是把这些民众逼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绝望的境地上去。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的话，这种事情以后会比现在的比例要多的多的比例去发生的”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李和平强调，要还权与民。
录音：“说到底，在中国必须实行司法独立，要还权于民，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而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方式带来的发展，那肯定是建立在沙丘似上的空中楼阁，根本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如果要这种方式持续下去的话，又有可能中国引起非常血腥的事件，这不是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