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春天，是一个难忘的春天。大饥荒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蔓延，作为首都北京，当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除高价糖果和糕点外，其他的东西，都要本或票。当时我在北京机械学院上学，由于学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副食供应也减少了，致使本来就吃不饱的肚子，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下。妈妈经常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机会，从饭馆的外边，捡些菜叶带回来做菜粥吃。那时，蔬菜也是凭副食本按人定量供应。我每个星期日都回家，经常给同学们代购一些酱油。这时学院商店里，已不卖给同学们这些东西了。后来发现有的同学开始浮肿了，我才不给他们带了，我劝他们不要用酱油冲水来充饥了。
这年春天，校外马路两侧的柳树叶，很长时间都没能长起来，因为经常有人一茬又一茬地撸柳树芽来充饥。学院里学生吃饭，开始使用饭卡，在每张卡上印满小方格，每个小格表示一顿饭，按照每个人的定量，留下空格，多余的空格，都打上×表示作废了。后来发现有些人涂改饭卡“投机”，学院研究使用一次性的饭票，分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白面、大米、玉米面做的食品，面值有一两、二两和四两。卖饭的人，涂了饭票之后，随时就放入水盆里进行销毁，以防出现“漏洞”。
最令人不解和恼火的是，每日三餐本来就吃不饱，现在竟然有人独出心裁，“发明”了什么双蒸法，这种方法，把人坑苦了。蒸窝头时，先把玉米面蒸熟，然后用开水烫面，再做成窝头蒸熟。卖饭的人，用手很难拿起来，因为太软了，只好手持一把小竹铲子，把窝头铲起来，放人碗里。没有牙的人，吃着合适，一点咬劲也没有，像吃凉粉一样。做米饭时，先把米用水淘一下，放在屉上蒸熟。然后，再煮成粥状，捞出来放在屉上蒸熟，这么一折腾，大米哪里还像大米，一粒米发得有黄豆粒那么大，可以用手一粒、一粒地数着卖。同学们管这种米饭叫三熟米饭，这种窝头叫三熟窝头。吃了这样做的饭，根本不顶用，一会儿就饿了，因为它有量无质。每天上午十点一过，下午三点一过，肚子就闹腾了，饥肠辘辘，怎么还听得了课？没办法，只有消极怠工了。有的同学请病假，回宿舍睡大觉去了；有的同学索性自己主动退席开小差了。上课尚且如此，晚自习根本没有几个人上了。同学们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大家议论着，怎么办？光发牢骚没有用啊！有的同学说，干脆写大字报，让食堂负责人和院党委给同学们一个交待，这究竟是谁的主意？为什么这样干？
说干就干，我们班首先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字报往大礼堂(也是食堂)的西门外墙上一贴，不一会儿，就围满了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因为绝大多数同学是外地的，星期日根本不回家，即使北京学生，星期日下午也都返校了。星期一早上一看，礼堂的里里外外，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内容主要是质问食堂负责人和院领导，为什么对这种坑害同学、欺骗同学肚子的做法不闻不问，放手不管。你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欺骗同学、愚弄群众，请院领导和食堂负责人给予明确的答复，并解决问题。由于同学们积压了好长时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所以有的内容，在当时来讲，还是很尖锐的，很有分量的。这大字报还真灵，星期二院党委就召集党、团和学生会的干部开会，宣布有关改进食堂管理工作、建立伙食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并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作了说明和解释(据说这件事高教部都知道了)。伙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老师，只有少数的学生代表。每天卖饭时都有几个管食堂的老师参加卖饭。从这以后，三熟米饭、三熟窝头不见了，伙食的质量也略有好转。
就在这个难忘的春天，学院里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位女电工实验员，跳楼自杀了。她的死，一时间传遍了学院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传到了社会上。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姑娘，中等身材，瓜子脸，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油黑的头发，难怪四年级工具专业的一个团支部书记和她交上了朋友。促成她自杀的原因，是私印食堂使用的饭票。事发后，保卫科的同志，多次找她谈话，让她交待问题，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思想动机？一个弱小、孤单的女子，摊上了这样的事，本来就很没面子了，现在又这样没完没了地找她，她思前想后，不就是饿吗，还有什么动机？越想越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有前途了，于是就寻了短见。远在农村的父母知道了女儿自杀身亡的消息，急急忙忙赶来北京处理丧事。学院方面给买了一口棺材，在父母陪送下给安葬了。死者的父母对于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然而，它留给人们的是太多的思考。她的死是谁之过？在当时连苍天也难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