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近来一再发生屠杀学童的惨案，而凶手与学童及学童家长又无冤无仇，纯粹藉砍杀无辜生命来宣泄个人不满。这显示了中国社会断裂的严重。尤其是，南平案童案发生后，更有相当多的网友评论说：「杀得好，只是杀错了人！」
对于这种社会情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于建嵘表示忧虑并反思。他对亚洲週刊表示：为什麽这麽清楚的是非问题，还会有人叫好，这不正是这个社会扭曲的表现吗？于建嵘认为，杀童惨案以及近年昆明、石首、瓮安等地的群体洩愤事件都是清楚的信号，提醒执政者要充分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于建嵘长期研究制度建设，因而十分警惕当下中国大陆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和力量，他说：「为什麽现在这麽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虽然那时受到压迫，但不会真正没有规矩。毛时代可能要你的命，但是还有些规则的，恐惧但还感觉有个人在上面，毛主席什麽时候清醒了，我们就有救了。现在是全民反抗。杨佳前往上海杀掉多个警察是最典型的例子，你不守规矩，我也不守规矩，我拿著刀自己来；城管打死人了，一句谣言，就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很小的问题，只要往官民矛盾方面一烧，就会引起重大问题。」
于建嵘认为，如今更多人谈论的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也是通过权力获得资源。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公权力的泛滥，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全面佔有，越来越不受制约。当权的人失去了公信力，人们就会质疑你的权力是否滥用。而相对应的，则是草根社会上告无门，社会敏感问题法院不受理或即使受理也袒护权势者，上访遭到阻拦甚至劳教，老百姓最后只能越来越倾向暴力式的自我救济或对社会泄愤。这就形成了官民对立的导火线。
那麽，中国是否有新的道路可以解决官民矛盾？于建嵘认为，这需要新思维：解决官民矛盾，应当规则优先。他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前途的关键：因为守规则，就是要守住宪法的底线。如果官员首先从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开始，而不是用法律限制老百姓，把一切制度都变成不守规则的规则，这样，就不必假想一个全新的政治改革，而是先激活现有的制度资源，已有的制度走不动了再改，方向是责任政府、民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即通过博弈用规则驯服公权力，通过规则意识的建立走向宪政民主社会。
于建嵘还认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科技，是重构中国政治的一种力量，改变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互联网不仅是发洩不满情绪的地方，也可以是互动地立规矩的平台，将抗议变成产生规则的良性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