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说了，毛泽东在世时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学“毛选”，如今死去多年，其丑闻不断被披露，早已被绝大多数人唾弃，谁还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里所指的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写在《毛泽东选集》里的，也不是其党羽所鼓噪的，而是毛泽东一生用来指导其实践的。有什么不同吗？大不相同，概括起来几句话，大家不妨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或多或少在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实践：
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褒某个人，捧为完人足赤，恨某个人，贬为十恶不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所不能，一贯正确，宽以待己，严以责人，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非友即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极端利己，为所欲为，下面一条条加以列举：
喜怒无常 —— 1956年，毛泽东在其饭局上对将钱学森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大跃进失败后，钱学森对于“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鼓噪做了检讨，本来是想替他分担责任，不想马屁拍得不是时候，正值“龙颜不悦”，反遭奚落，“你也冒叫了一声”。文革后期，李庆林对教师待遇低，社会不正之风不满，给其写了封牢骚信，原本是报着不想活的念头，他知毛是最痛恨知识分子的，却不想被“寄上三百元”。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 高兴了就“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苏联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国”，翻脸了就“三分合作，七分搞不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毛驾崩之前，彭德怀还是那个彭德怀，刘少奇还是那个刘少奇，苏联还是那个苏联，但评价却如此之悬殊。
曾几何时，他提出“工业以粮为纲，农业以钢为纲”，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则被斥之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 国内的就不屑一提，由于毛在国内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在国际上也遭到鄙视，“帝国主义阵营”如此，“社会主义阵营”亦如此，尤其是文革被形容为“臭名昭著”，“红卫兵运动”，只有阿尔巴尼亚一家支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不见了”，“ 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由莫斯科转移到北京”，这不过是毛的梦呓，他心知肚明，毛的“朋友”寥若晨星，只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柬埔寨以及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政府）的特点是，顺着毛，讲毛爱听的话，支持毛的观点，大批的人力物力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那里。甚至，逆我的朋友等于逆我，顺我的敌人等于我的敌人，苏联赫鲁晓夫时代，援华了大批项目，1959年，赫鲁晓夫又带去大批援华项目去见毛，却遭到毛的冷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赫氏先前批判了毛的朋友（确切点是父亲）斯大林，毛已心生不快，如今又跑到我的敌人美国那里，搞什么“和平共处（戴维营精神）”。
无所不能 —— （共军）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中国的主流“精萃”们几乎众口一词，“陈云是中共的经济学家”，毛泽东不服气，撇开陈云搞大跃进，结果一团糟。这一点被现代“企业家”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趁“经济转型”的混乱“淘得第一桶金”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事无巨细，一人作主。
一贯正确 —— 古代开明皇帝做错事，会下“罪几诏”，谁见毛泽东罪己过？不要说罪己，就是自我批评有过吗？这可是他亲自倡导的（见《批评和自我批评》），建政以来做了那么多坏事，土改、镇反、韩战、大跃进、文革，什么时候道过歉？有人说，毛泽东不是给自己“三七开”了吗？错了！毛泽东的原话是：“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七分成绩，当然是“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三分错误谁负责任？显然是没有执行好“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褒某个人，捧为完人足赤，恨某个人，贬为十恶不赦 —— 当彭德怀因发动“百团大战”，周恩来因“经验主义”挨整之时，名不见经传的工会头领刘少奇伙同王稼祥正掀起第一轮造神高潮，前者也因此一下跃居党内二把手，建政后并首肯为“接班人”。爱将林彪为其打天下，不可谓不立下汗马功劳，“七千人大会”，又掀起新一轮造神高潮，被一跃提拔为党政军二把手，唯一的副主席，副统帅，“亲密战友”，毛遂“史无前例”地把林彪做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全世界乃至“兄弟党”的笑柄。风云变幻，世事难料，刘少奇因“和平时期，死了那么多人，你我都要载入史册的”之一句话，昔日的“共和国主席”，成为阶下囚，并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时连用真名火葬的权利都被剥夺。林彪则被贬斥为“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死无葬身之地，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宽以待己，严以责人，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 ——全党全国都不能拿稿酬，唯独他可以，至其驾崩为止，累计达七千五百八十二万余元。毛在世时，大的内斗居然有十次之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众所周知， “八一南昌”兵变比秋收暴乱早一个多月，当时的主要某逆是贺龙、朱德、周恩来等叛匪，所以篡政后，把八月一日作为共匪军的“建军节”在匪帮内部早已达成共识，并写在“宪法”里，然而 1965 年，突然取消了军衔，同时取消的还有军徽（的八一标志），尽管当时给出种种“理由”，尽管当时不是毛泽东亲自提出，但一经提出，毛立即首肯，“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在这以前，毛也不止一次说过：“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若说取消军衔，还能牵强附会，那么抹煞“八一”就毫无道理，这说明毛对八一兵变早于他的“秋收暴动”早就耿耿于怀，但又不便于用“镰刀与锤子（来源于苏俄）”来取代，因为那时恰逢中苏关系恶化，又显得太露骨，遂把军扣做得光秃秃的，帽徽改成大溃逃（所谓“长征”）时的五角星帽徽，因为长征的最终领导者是他毛泽东，那么“‘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也就名正言顺了，从此，了却了毛的一桩心病。文革当中大提“秋收暴动”，虽然“八一” 兵变也没有禁止，但却绝少提起，不知周恩来、朱德等人当时心情如何。
尽管是大溃逃，但内斗从未停息，最终“遵义兵变”，毛篡了权，“力挽狂澜”，“把革命的航船引向胜利”，更是喋喋不休，老生常谈。
非友即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 这一点的示范效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极其恶劣，使我们的民族不懂得妥协，使我们的人民“窝里斗”加剧。海外民运人士少之又少，是当代进步力量，是民族的希望，可是纵观二十多年，内斗不断，影响力日衰。企业内部也是明争暗斗，一部分人一定要把另一部分人整走、整进监狱，凡此种种。
毛泽东经常提起“两点论”，对任何事物要“一分为二”，可在其执政那么多年，找不到一例，国外的前面列举过，国内，没有被打到的，死后的盖棺定论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是我党的一大损失”等等。包括被他树立的“英雄现象”，“先进人物”如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向秀丽、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焦裕禄…，哪个有缺点，哪个不是完人？包括他毛泽东，岂止是没有缺点错误，简直是神了。相反被他都倒的，或有潜力和他争夺 “伟光正”的党魁们，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瞿秋白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罗章龙、张国焘分裂主义，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崇尚“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在一轮接一轮的权斗中，毛泽东始终利于不败之地，不愧为常胜将军，但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又不知反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只是个时间问题，尽管他历届衣钵继承人都在把他捧为祖宗，继续为他文过饰非。
极端利己，为所欲为 —— 毛泽东青年时就有乌托邦思想，并且和几个同窗进行过短期实践，虽然失败了，但并不认为理论有问题，建政后权力无限，“神州大地”为他提供了试验场，急于实现其梦想，想要把华夏变为比汉唐盛世更美好的国家（见沁园春•雪），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他不顾当时的国情，不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不顾高级幕僚们的一致反对，恣意要“超英赶美”，搞“大跃进” 、“大炼钢铁” 、“大锅饭”，由于严重违反客观规律，失败是在所难免，他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无真心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而是为标榜自己“英明伟大”，“一贯正确”而蓄意整人，甚至不惜使国家陷于动乱到他“生命最后一息”，长达十年之久，这样性质就变了，由“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彻底转变成独裁君主。
结束语 —— 鲁迅早年就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痛心疾首，然而70 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毛邓江胡的恶劣示范下愈演愈烈，摒弃毛泽东思想必须从我做起，否则，这样下去，我们民族真的一点希望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