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各区县今年计划招聘大学生村官2300人，报名人数已经达到5800人。评论人士认为，招聘大学生村官的举措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农村长期保有人才不抱乐观态度。
《新京报》26号以“‘上山下乡’运动再现北京，大学生兴奋”为题报道了上述消息。但是报道本文没有一字提及大学生怎样兴奋、为什么兴奋。另外，能不能说选聘大学生村官是“上山下乡运动再现”，好像还值得探讨。
旅美学者谢选骏则表示，选聘大学生村官与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有本质区别：“毛泽东那个上山下乡他是把当时听他的话起来造反的年轻学生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以把他们当做一种贱民赶下去了。现在这个村官运动相反，是把大学生当作了一个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骨干力量派下去，所以这两个运动相反。毛泽东那个运动当然是一种野蛮化运动。而大学生村官这种做法呢可以认为它是跟人民开化的潮流是比较一致。”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在试图克服可能会引爆危机的社会问题这一点上，号召上山下乡和选聘大学生村官有类似之处： “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知道是因为毛泽东他自己给自己制造出一个政治上没法解决的一个危机，也就说他利用了青年学生让他们起来造反去推翻官僚，然后目的达到以后，怎么样处置这些学生？让他们不会成为他的麻烦。那么他又没有办法给他们制造就业，唯一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干脆把他们全都赶到农村，所以今天来看呢，大学生去做村官跟知识分子下农村或者青年上山下乡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相似性。它的一点相似性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就说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大学没有规划好的一个烂发展，那么这个烂发展就是过多的大学建立起来，招生规模过大而没有给社会足够的活力，那么出现足够的空间能够接纳那个新毕业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毕业问题显然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引爆危机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政府我想做的呢也跟毛泽东的（做法）差不多。社会的问题怎么办？这个解决不了的又可能引爆社会冲突的问题，所以干脆就把它转移到农村那边去。”
夏教授说，选聘大学生村官有其积极意义： “中国的大学生如果进入农村对这个发展呢我们说它的积极的方面吧，那么积极的方面显然大学生呢他带现代的一些理念和一些知识进入到村镇去的话呢，因为中国中国现在确确实实是农村缺乏人才。因为我们都知道农民工的不断出现使得农村具有高中水平的人基本上年轻力壮的，有一点点教育的呢基本上现在都离开农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显然你把大学生放到农村去的话，那么对于给农村带来社会活力和重造所谓它的精英 ，输血等等呢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有积极意义。”
但是，这位学者表示，他感到农村不能长期保有人才：“大学生到乡下去做村官，它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个空头行为。为什么人很愿意去呢？因为中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找不到好的工作的话，那么如果有一个工作就已经很好了，那么给你一个村官就是一个工作了。村官不管怎么样还算一个官，在中国只要你带有一个官的话，那么什么事情都好办，而他进入中组部的这个系统，他可以往上升迁。结果他就把中组部呢一竿子插到底的管道作为他钻进去，从下往上爬的一个吸管，那么这样可以被吸上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这些大学生去做村官，他在当地不会给当地老百姓建立真正的纽带关系。没法根本改善基层老百姓有人为他们代言，有人为他们干实事或者基层老百姓能够真正地保有人才，促进地方的发展。”
学者谢选骏说，中国对有才干的大学生包括海归派青年才俊的任用，还可以更大胆、更破格： “这实际上日本在100多年以前就做过了。在1880年代，日本首先把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任命为官员，直接任命。那就说和这个日本在100多年以前的做法相比呢，中国大学生村官运动呢力度还太不够呢。应该直接把这些大学生或者海外的留学生直接把他任命为省部级干部，这样才赶得上日本100多年前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即使那么做了，我们比日本还是有100多年的差距。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搞改革也就是因为他在法国做了几年勤工俭学嘛。如果邓小平没有在法国勤工俭学过的话，那邓小平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邓小平当时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就把权力，国家大权交给他手里，那中国的现代化可能就会提早好几十年。”
谢选骏说，村官的选拔要公开透明：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公开化的、透明的选聘或者招聘，先把条件都公布出来，举行公开的考试。首先就说要进行考试；第二呢这个考试呢应该是公开的，而不是说私下里进行。这个两点最重要。只要保证了这两点，我想他们当地会找到他们最适合的村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