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为争取自由修炼的合法权利而和平上访，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等官员与法轮功学员代表会谈后，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也被中共江罗集团歪曲成“有政治图谋”的“围攻中南海”，当作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借口。
当时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石采东先生，是被总理朱镕基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之一。在经历了十一年的连宵风雨和人生轨迹的巨变之后，回首这被许多人认为“石破天惊”的往事，现居纽约的他却出奇地平静，觉得当年的经历“自然而然”，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变的选择，一个无悔的选择”。
石采东
“四 •二五”导火索
九九年四月的那段时间，石采东一直忙于实验，他当时正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二十四日晚，当他做完实验赶去学员家学法，这才听说，因何祚庥日前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的那篇污蔑炼法轮功的文章，天津学员去编辑部澄清情况，二十二、三日被防暴警察殴打、驱赶，四十多人被捕。天津警方称要解决问题得去北京。
“中科院的人都很熟悉何祚庥的底细，他以前是宣传部的，后来才转做理论物理。他不搞计算，也无创新，只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发发感想。他喜欢标新立异，凡事都要评论、批判一番。当中共要镇压谁，他就跳出来生事、充当打人的棍子。因与罗干的特殊（连襟）关系，他当上了中科院院士。真正的院士会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观点，可何祚庥在学术界没有市场，这才会在天津地方性杂志上发表这种与身份不符的歪曲事实的文章。当时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认为那篇文章所言不符实际，就有几十位导师、博士联名给编辑部写信陈述实情。”
在此之前，九六年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转法轮》，石采东和许多学员就给新闻出版署和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回音，而且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我其实比较内向，又长期埋头念书、做科研，不太过问世事，面对这种非法、无理的打压，就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去国务院信访办直接反映情况可说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中南海”
那天是周末，尽管石采东来北京不到一年，路也不熟，可他也没招呼别人，一个人一大早就搭公共汽车去了，七点半左右就到了府右街。北京的四月，天亮的早，那时已有很多人了，街道两边的人行道已站满了学员。
“我很少出来，就想先转转，找个认识的人了解一下情况。后来人越来越多，多得不见尽头。大家具体也不知该怎么做，男女老幼的学员都安安静静地等着里面的人出来听大家反映情况，没有人喊口号、大声喧哗、交头接耳什么的，有的捧著书在看，有的在炼功。我走过一个小区，看到街对面的小公园外面，有好多人在排队上厕所，很自觉地排队。那天人虽多，感觉交通跟平时差不多的通畅，骑自行车的也来来往往的，一点都没有人多杂乱的感觉。”
秩序井然的上访群众队伍
“我继续往南走，在街道两边，在十字路口，看到学员自己在帮助疏散人流，维持秩序，还有学员拿着垃圾袋收集垃圾，整个现场秩序井然；穿着制服的警察很悠闲，有的与学员搭话，有的在相互聊天。倒是随处可见一些穿着便衣的年轻人在忙着拍照，拿对讲机报告情况，如临大敌。”
悠闲聊天的警察
大约八点多，刚经过中南海西门，石采东就听到身后人群中响起了掌声，在这片宁静中显得格外清脆。“我转身回看，只见朱镕基和几个工作人员正从对面大门朝学员走来。大家都高兴地鼓掌，准备围上去反映情况，这时有学员提醒大家原地不动，维持好秩序。”
朱镕基大声问道：“你们到这来做什么呀？”站在门口的学员，从穿着举止看，大多是从京郊来的。刚听到问话，好象不知如何作答，没人吱声。好一会，才有人回道：“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
“你们不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嘛！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你们谁是代表？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接着说。
石采东首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大家也纷纷举手，都想进去反映情况。“朱镕基说人不能太多，就在学员中点了我们三个先站出来的学员。”
朱镕基带他们三人进入中南海，边走边大声问：“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学员都很愕然：“我们没看到呀！”来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朱镕基就吩咐工作人员去找信访局局长和副秘书长。
不久，四位中年官员“受总理委托”来到传达室里，与学员代表会谈，了解情况。在登记学员情况时，石采东才知那位女学员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职员，另一中年男学员是位下岗工人。
那位女学员首先说：“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
“又是何祚庥？！”一个官员低声嘟哝。“不就一个何祚庥吗？！”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边记录边说，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
“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就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修炼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地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中年男学员补充道。
“还有《转法轮》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我们希望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石采东重提了以前请愿信中的诉求。
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陈述着。“归纳起来，我们当时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炼环境。接待的官员表示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我们的情况和诉求，希望大家尽快离开。”
出来后，石采东向等在外面的学员介绍了会见的情况。“大家都是大法修炼的受益者，都非常关心政府对法轮功的处理意见，关心是否已指示天津公安释放同修。因没得到明确的答复，大家仍留在原地，安静等待着。虽还是初春，中午的太阳仍很晒,中南海附近的人却越聚越多，可现场秩序依然很好。”
觉得已反映了心声，因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处理，石采东从中南海出来后不久就离开了。晚上大约九点，他决定再去中南海。在半道上遇见返回的学员，听说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又找了当时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学员了解情况，现在事情已基本得以解决，大家都已静静地离开了。
“那算什么围攻啊？连围都说不上”
在此过程中，石采东觉察到周围一直有人在留意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可能我被当作上访的组织者、负责人了。后来同事告诉我，当晚就有人查我档案，发现我一直都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令他们很失望。我后来还是一直被监控，电脑里下载的一些大法书籍都被人换成了武侠小说。”
党委书记用自己的经历劝告石采东不要再上访，否则会毁掉前途；导师也说去中南海可不是小事，经历过历次运动的他们都知道共产党肯定会秋后算帐。“可我不知道怕，也没把它当回事，不就是去反映个真实情况吗？依旧照常上班、做实验、写论文。”
然而那年的七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四•二五”和平上访被歪曲成“围攻中南海”，被当作镇压的借口。“很多人都觉得这很可笑，我的导师现在已是中科院院士、所长，他也觉得我们维护修炼和做好人的权利很正当，是合理、合法的，觉得中共说辞很荒唐：‘那算什么围攻啊？！其实根本没攻，连围都说不上。’是啊，我们当时大部份人都在中南海的西、北面，南边和东边都没站人，行人出入自由，没对政府工作造成任何影响，怎么能算‘冲击中南海’？而且他们对法轮功迫害的预谋，早在九六年‘光明日报事件’就开始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明眼人都知道，一贯搞运动整人的中共这一次迫害法轮功，迫害的是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是社会的良心与中坚。象中科院地理所博士生导师李宝庆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科院‘七五’重大科研任务先进工作者；他夫人刘静航老师也是遥感应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就因为坚持信仰，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被劳教三年，受尽酷刑折磨。”
这场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到了零一年迫害已难以为继，可中共就在这时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的惨剧，制造舆论为更血腥的镇压开道。国家机关、科研院校的所有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都被绑架到“洗脑班”洗脑，甚至被劳教判刑、酷刑折磨，有的被迫害致死。石采东也不时地被骚扰、绑架，再无静心修炼和埋头工作的自由，最后不得不用与美国特拉华大学合作的机会离开了深爱的故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旅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