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法制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而宪法的神圣性又是法制的保证。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把建设法制社会挂在嘴边，也像模像样的搞了一部宪法，还制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可谓不健全，可是中国实现了法制吗？明眼人都明白，中国的法律程序往往只是华丽的外衣，其实质还是某些人说了算的，根本上并没有摆脱人治。
其实打从中共订立宪法及一系列法律法规以来，它就从来没有打算去严格的执行。在法制国家，宪法最大，是一切法律的根本。任何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都是无效的，政府的行为也必须规范在宪法的框架之内。而在中国，宪法就是一个摆设。西北政法大学曾经树立了一个地球架在宪法上的雕像，恰如其分的表明了中国宪法的地位——宪法顶个球！后来这个雕像被拆除了，于是宪法连个球都不顶了。
中国宪法什么都不是，比不上具体的法律，而法律又小于地方法规，地方法规让位于红头文件，红头文件还要屈从于上面的指示，而一切都敌不过潜规则和过硬的关系！这就是典型的人治。中共制定的法律完全是欺骗的性质，毛泽东就曾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完善的法律与严格的法制是社会与政府信用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对政府依赖与支持的基础。如果法律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说变就变，或者成文的法律说不执行就不执行，那就像一个人许下诺言后说翻脸就翻脸，这样的人谁会愿意和他打交道，谁又会信任支持他？而作为一个社会没有完善的法律，或作为统治者有法不依其危害就更大，因为人们想躲都躲不开，生命财产等基本权利又如何得到保障？
治国的最高境界是以德治国，以教化众生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在缺乏信仰导致普遍的道德沦丧的当今社会，勉强维持社会和谐的要求也退到了人类道德的最低线：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用。说到做到是人信用的表现，在此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才可以规范化，社会秩序才得以实现。比如借了钱就要还钱是基本的商业信用，社会经济因此得以正常运转。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不把个人信用看得极其重要，甚至为每一个人建立信用档案。任何人一旦有了不良信用记录，比如拖欠债务，作弊，剽窃等，在将来的社会生活中就会处处碰壁，难以找到工作，难以获得贷款等等。本来嘛，谁也不想和不诚实的人交朋友。
政府和个人是一样的，政府要想和国民搞好关系，获得国民的支持，也必须有着良好的信用。而政府的信用就体现在完善的法律和严格的法制上，并且要依赖社会监督得以维持。人与人之间交往要定一些规则，我们叫协议。公司之间的商业往来也要有一些规则，我们叫合同。同样的道理，政府、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也要有一些规则，这就是法律。所有的这些规则都必须具备一些共同的特点：内容上不能前后矛盾，当事双方必须严格按照规则执行相应的义务并享受相应的权利，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
我们先来看一看正常的社会，政府与人民间的协议——法律是否符合如上特点。首先法律内容不能前后矛盾，因为法律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被严格的执行，这就是法制。违反法律必须受到惩罚。那么如果政府违反法律呢？执政者将受到选票的惩罚。美国的宪法甚至规定国民可以合法持枪，允许他们推翻行暴政的政府！
再来看一看中国社会。首先中共的法律常常自相矛盾，违宪的法律条文比比皆是。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可是地方法规却要求上网实名制，甚至举报贪官也得实名制。宪法保障私人财产，可是中共却公然搞出一个拆迁条例将强制拆迁的流氓行为合法化。那么订立了的法律条款又是否得到严格的执行呢？没有，中共总是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选择性的对法律加以利用。义务教育法颁布了多年，白纸黑字写明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可是最近媒体忽然高唱赞歌说中国终于实现了全面的义务教育，敢情前面许多年的义务教育都是说说而已。更不用说宪法所保障的信仰自由和言论结社等自由了，这正是中共死死钳制丝毫不肯放松的。严格的说，有法不依就是政府的违法行为。可是同样是违法，草民和政府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草民违法，轻则处分罚款，重则牢狱之灾。那政府犯法呢？谁去追究？在中国一党独裁，三权不分立的现实下，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实质上是没有的，中共是不会自己制裁自己的。如果草民不服，上诉，上访或诉诸媒体多半是没有效果的，甚至可能因言获罪，随便被安上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然后投入监狱了事。在中国，草民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而政府却频频失信于民，法律的执行与否也是政府说了算，毫无公信力可言。
老子曰：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智慧的中国人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指出了政府信用缺失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中共的暴政一直都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的。它对百姓行骗，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运动。典型的比如反右运动，毛泽东先是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保证不秋后算账，结果翻脸就不认人，反说是阳谋引蛇出洞，毁了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终于勉强吃饱了肚子，部分人还有了一点积蓄，于是以为中共已经改邪归正了。可事实是中共一点也没有减少用欺骗的手段对草民思想的控制，只不过手法更加细腻精致。2001年中共精心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不就是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吗？时至今日，中共还是一贯的以欺骗的手段处理国内具有公众影响力的事件，或挑动人民的情绪，或掩盖自身的罪恶。就说最近发生的山西矿难，火眼金睛的网友们已经指出那所谓救出一百多条生命的奇迹不过是演员的表演，感动了全国人民，让我们忘记追究政府在矿难背后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的无信不仅表现在它对草民肆意的欺骗，也体现在其内部险恶的政治斗争之中。林彪曾经是最亲密的战友，主席的接班人，可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外逃的敌人；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最高身份，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工敌、叛徒；赵紫阳也是国家主席，照样被软禁。前些年上海官场的洗牌，当前重庆浩浩荡荡的打黑运动，不都是中共内部派系恶斗的表现吗？在民主国家，政党之间也是互相竞争，可都是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之中，在媒体的监督之下，一切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争取选票可以公开辩论，以实际行动和表现让选民做出选择。可是中共的党内斗争就没有这么文明了。中共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法律的约束，官员们对于政治上的斗争也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为了自身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拉帮结派，营私舞弊，贪赃枉法，造谣中伤。权力的争夺常常变成你死我活的战争。阴谋论充斥着漆黑的官场，厚黑学大行其道，甚至著书立说广为流传！
人无信会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国无信则造成了整个社会乃至民族的悲剧。在集权社会，统治者的言行必然为社会所效仿，因为这是跻身统治阶层的必然手段。中共的言而无信，有法不依，欺诈诱骗虽然导致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反感，可是在国内的人言行还是深受影响，而不自觉的将那一套欺骗的手段用在为自己谋利益的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结果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信用缺失。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家家装防盗门，没有安全感；人人为敌，不敢和陌生人说话，没有信任感。在中国做生意的人知道，中国的企业普遍缺乏商业道德，拖欠货款家常便饭，偷工减料不足为奇。豆腐渣大坝、校舍，毒米毒面毒奶粉，工业盐，地沟油。为了赚钱，黑心商人什么都敢干，而且可怕的是中国的商人绝大多数都是黑心的。
半个多世纪的暴政统治，中共彻底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将其自身的卑劣特性也侵害到全国人民的大脑之中，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变异的文化体系—— 党文化。任何国内长大的人，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的思想都被党文化毒害着，因为你被封闭在其中，与外界正常的文明相隔绝。特别是中共控制了全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博士一贯制的对青少年，中国的未来，進行洗脑。教师们甚至在课堂管理上也引進了中共整人的那一套，让班干部打小报告，让学生们互相监视。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后代，怎么可能拥有良好诚信的品质呢？这样教育出的商人怎么可能不黑心呢？这样教育出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和谐稳定呢？
中共的邪恶不仅表现在其暴政对人民的压迫，更在于其党文化对世人的毒害，并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矛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承受的灾难无数，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到饿死千万人的三年饥荒，从豆腐渣校舍活埋学生的汶川地震到危害全国人民健康的有毒食品，统统都是人祸，其根源统统都是中共。
不再多说了，认清中共的暴政，肃清头脑中的党文化残余，更多的论述请参考《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谁执政，而在于回归正统的人类文化，恢复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树立对神的信仰，以真、善、忍破除党文化中假、恶、斗的毒瘤，是挽救中国社会最有效，也是唯一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