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两条新闻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外媒体上，一条是报道有关胡佳的，其称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禁的中国维权人士胡佳，疑似罹患肝癌被转移至监狱医院进行诊断，他的太太曾金燕星期四已向狱方提出保外就医申请，但被告知获得批准的希望渺茫。有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联名发出呼吁信，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基于人道主义，尽快启动胡佳的保外就医程序。另一消息称在清明节之际，有一部分北京访民再次赶到福田公墓，为2008年对上海警察大开杀戒的杨佳祭扫，却被当地公安人员严密监控，但现场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官方似乎早有应变的准备。
其实，在我看来，“杨佳现象”和“胡佳现象”，组合起来刚好完整，他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全貌的两极特色，前者是公民以暴力抗争的方式报仇雪恨，是属于“寒带”，后者是公民以和平的办法唤醒独裁者的良知，是属于“热带”，而身处经济繁荣之中的大部分国民则采取了不杨不胡，不冷不热的方式悄然生活，和这两种选择保持着一定距离，并自以为活得有滋有味，幸福无比。中国之所以能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从1949年至今，经历过反右，大跃进，文革以致“六四”等重大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数千万人，还维持得如此之久，如此微妙，社会深层次的原因就在这里。
简言之，有什么样的大多数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领导人。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权衡，反正灾难未必能降临到我的头上，别人遭受的不公与苦难与我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我应当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一旦当权者伤及了自我，先是忍耐，再不就是逃避，而当实在逃避不掉的时候，才四望求助，痛苦挣扎，但那时已经找不到任何盟友了，因为那个可能帮助他的人，也正在重复地做着那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得过且过，趋利避害的黄粱美梦。
而杨佳和胡佳都是中国人群体中的另类，他们以自身的独特的抗争方式，改写了平常人的生命里程，给它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我不赞同杨佳，因为他太血腥的举动换不回民主和正义，只能在以暴抑暴的烈火中，与仇敌同归于尽，但我认为，他的出现是社会矛盾积累和激化的必然产物，自有他存在的理由，他确实是发出了一个无比强烈的信号，提示现在昏庸无能的当权者，看清进行宪政民主改革的迫切性，而胡佳所做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在顺着这一思路和历史潮流，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以令人感动的温和理性的方式，奉劝中国的统治者居安思危，果断决策。
然而，目前的中国政府既不允许有杨佳，判了他死刑；也不包容胡佳，判了他有期徒刑，实在是自相矛盾，难以理解。到底要引导人们向谁看齐呢？我认为他们由于既得利益和思想僵化而没有读懂“杨佳现象”和“胡佳现象”。难道不杨不胡才是对的吗？他们不知道，从胡佳到杨佳，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错误决策恰恰填平了它，并鼓励国民放弃胡佳争做杨佳。
其实，任何一种制度社会，都会有各种瑕疵，有了问题，就应当执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让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渲泄心中的不满，表达他们的愿望，触使矛盾的解决，其中包括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胡佳就是这样做的，他对社会稳定有什么不好呢！不论是他为高智晟律师，蒋彦永医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呼吁，还是为揭露艾滋病真相而四处奔波，积极和国际组织联系，抑或同情“天安门母亲”，为平反六四事件而大声疾呼，他做的哪一件事是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是国家和人民？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在为官方化解激生杨佳式人物的社会矛盾？对这样的好人，应当嘉奖和表扬，但一党独大的中共不但不领情，反倒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把他投入了监狱。这真是黑白颠倒！岂有此理！实际上，官方这一蠢行无异于在逼迫国民放弃胡佳，学习杨佳。
据报道，胡佳的母亲上个月底接到狱方通知，到北京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签署检查同意书，家属从检查项目上得知胡佳可能罹患肝癌。曾金燕说：“我的猜测，一种可能是出现了医学上的疑问，难以下诊断，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结果很不好，他们不想现在和我们沟通。”曾金燕说还介绍说，胡佳入狱前即被诊断出患有肝硬化，入狱后健康情况持续恶化，不但有胆结石、腹泻、体重下降和常年感冒无法痊愈的情形，近来更有发烧和咽喉疼痛无法进食的问题，肝内还被查出长了一个3厘米的异物。由于担心狱中的医疗条件无法满足胡佳的治疗需要，因此在星期四依据保外就医的相关规定向狱方提出了申请。
我认为，不论现在胡佳的病情诊断结果如何，官方都应当立即将胡佳放行，这不仅是治病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因为他是一面和杨佳为代表的社会暴力化倾向抗争的大旗，举起它有利于社会由专制向民主平稳地过渡，有利于人们用和平的民主的非暴力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而他的倒下，如同签属《零八宪章》的领军人物刘晓波入狱一样，都是昏庸的统治者在为自已坐的火山口上浇油。当国民愤恨的烈火忽然烧起的时候，悔之晚矣！毫无疑问，既便中国的军警再强大无比，但政坛已经彻底地消失了毛泽东，邓小平式的强权人物，面对太多的杨佳，情况肯定相当不佳！
据称，为了能给健康情况急速恶化的胡佳争取治疗时间，关心胡佳的友人及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包括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在内，星期四在签属的联名信中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启动胡佳的保外就医程序，以免耽误胡佳迫在眉睫的病情。我认为这些人用心良苦，他们是在帮助中国政府疗救社会良心犯的创伤，而在目前的干柴烈火云集的时刻，每一个微小的社会肌体的细胞和神经，发生的哪怕细微如丝的突变，都可能引发不可收拾和逆转的灾难性结果。
然而，国内知识分子的好心奉劝，又被中国政府当成了耳旁风，而海外的呼吁又被指责为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实在是匪夷所思，荒唐之极！以前由于胡佳经常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他在2007年12月被捕，2008年4月3日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其罪名竟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官方喉舌新华社后来援引判决书的内容报道说，胡佳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恶意造谣、诽谤及煽动，企图达到颠覆国家政权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我认为，胡佳恰恰相反，是在触进中国专制社会的和平转型。由于公道自在人间，故国际社会并不认同这一荒唐的指控，所以胡佳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如果胡佳获奖，将是对中国内政、司法独立和主权的粗暴干涉。欧洲议会2008年又颁给胡佳萨哈罗夫人权奖，此后，中国外交部也作出了类似的谴责。我认为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刻意制造的敌对思维所致。实际上，他们都是从普世价值出发，以帮助中国稳定，和平发展为目的，而发出正义之声的，总之，完全是好心好意。遗憾的是中国官方也同样并不领情！
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领导人，分不清杨佳与胡佳，哪个是最佳，更不知道如何用榜样的力量，正确的事实引导广大国民前进，反倒继续加紧打压异议人士，堵塞了平和的言路，所以使社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日益增多，而社会的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警察便疲于奔命，换言之，杨佳的幽灵正在死而复生，象福田公墓旁的野草一样丛生，而近期大批访民光顾杨佳的墓地，则坦露了燃眉之急的危机。它不仅仅是一种无奈的怀念，也是一种情绪暴发前的演练。
据报道，今年4月5日，是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值此之际，有部分访民到北京福田公墓拜祭杨佳，在现场发现到处都是戒备的公安人员。一个名叫杨林的人告诉记者说：“我见到杨佳的母亲啦，去到的时候他母亲就在那里，有好多的警察，便衣，还有两、三个拿着摄像机录我们，有十几辆警车，他们一直跟杨佳的母亲在说好话，说放心啊，我们一定把杨佳的墓格外地关照一下。”杨林说，他为杨佳献上了鲜花：“我带了一束鲜花，还有一串塑料花，带着酒，我嘱咐他母亲，这是人民英雄，我们不能忘记他。”由此看来，不论官方怎样评说杨佳事件，死去的杨佳的肉体变成了泥土，但精神上，他已经成为了属于另外一部分人的一面与胡佳不同颜色的旗帜，尽管我绝对并不赞同他，但必须承认，和胡佳一样，这面旗子在依然飘杨，而官方的以暴力和谎言为基调的专制行为，无时不在为旗子吹风，而风只能把它更高地扬起！
我想起2008年7月5日，即杨佳袭警后的第二天，我吃过晚饭到寓所附近的大连人民广场散步，此间忽然听到了大连公安局大楼外发出的武打时的例行口号声，很是惊天动地，走近一看，原来是守门的武警们正在自我壮威演练，我想，袭警的消息传来后，他们加强了保安措施，还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回应“杨佳事件”！但杨佳已经死了，众多的国民还在“不杨”，“不胡”的生存状态之间徘徊，官方不必警惕杨佳，而要自律言行，更不要以践踏人权的行动逼迫“胡佳”变成“杨佳”！而良好健全的宪政民主制度，才是确保人们选择“胡佳”不做“杨佳”的社会公器！
现在，我来到了加拿大，我没听说有类似杨佳式的人物，也没见过政府门前警察们的口号声，但我看到了遍地的“胡佳”，连我自己也写过一篇题为《哈珀别被严寒冻僵了思想》的文章，批评了加国总理，但他对我理也不理，我想这一点很值得中国政府比较一下，深刻反思，加拿大如此民族众多，信仰各异，但人人和平相处，大度包容，每个人都可以游行示威，发表言论，即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做“胡佳”，故就不必做流血丧命的“杨佳”了吧！概之我欲问：杨佳，胡佳，到底who佳？
2010年4月9日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