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小说案,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网络图片）
《刘志丹》，是一部描写中共早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刘志丹传奇生涯的长篇小说。毛泽东曾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但是，这部小说却被康生等称做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并由此策划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前后株连万余人之多。
没看小说就定性
1956年，工人出版社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到1962年春天，李建彤完成了小说的前五章。在创作过程中，李建彤多方征求意见，还把稿子寄给了刘志丹早年的战友、西北老干部阎红彦。阎红彦粗粗地看过稿子之后，便表示“许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不宜发表。阎所说的“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的“西北历史问题”，因为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
在阎红彦的提议下，1962年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此后，阎红彦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
康生向习仲勋发难
康生接到阎红彦的信不久，就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向前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还有贾拓夫……你们是想翻天哩！”
康生在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出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解释称：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但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1949年后，中共先后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调整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在1962年 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二十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担任主任。
株连者达万余人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肯定了1963年5月审查报告的结论，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刘志丹领导的陜甘根据地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
“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康生多次点名称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等写《刘志丹》进行反党，又多次批示审查工人出版社的有关人士。
此后，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仲勋）、马（文端）、刘（景范）反党集团”。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并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陜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 “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陜北采访时为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