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 国父。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我们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并指出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
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与军队党部的组织。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它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至于共产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此时本党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重起叛乱，我率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对我诬蔑中伤，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
破坏本党的北伐计画。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于是本党处境的阽危，已到了极点。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于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做他”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三中全会之后，共产派更加猖獗。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
当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时，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冲突。正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我即于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亲自镇摄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四月十二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于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吴敬恒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革命，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谘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
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尔雪维克做试验场，更没有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