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茂堂
去年12月，蒋茂堂被评选为“全国优秀校长”，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可几乎同时，他成了“光杆司令”:学生没了、老师没了、学校没了！他说，这是对自己“最大的讽刺”。
今年，朝阳、丰台、大兴、石景山等区县启动政府储备用地拆迁腾退，3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将被拆迁，他位于大兴的新苑学校也在拆迁之列。
这位33年前的民办教师，从2001年起在北京创办打工子弟学校，先后培养7000名学生。9年中，他的学校“被蒸发”多次，每一次都“重头再来”。这一次，他的心凉了。
蒋茂堂
50岁，山西人，曾是民办教师，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全国优秀校长。1998年来京在一私立学校任教师。2001年在大兴创办新苑学校，九年来学校四次易址。今年1月8日，处在政府土地储备范围内需要拆迁，学校解散。
目前，蒋茂堂保留了电脑、教具和社会捐赠的钢琴、篮球架等，到处奔走，希望找机会重建新苑学校。
贱卖校产
“我对不起每一个人。”——蒋茂堂
今年1月8日，新苑学校2009年学年上学期最后一天。上午开总结会，蒋茂堂给这一学期的优秀学生颁完“雏燕奖”后，向全校师生宣布:
“上边通知要搬家———也许不搬，也许再找个地方，同学们下学期等通知吧。”
学校要被拆，他说不出口。去年9月底，蒋茂堂得到通知，新苑学校位于政府土地储备的拆迁范围内，国庆以后须腾空校舍。经多方奔走，甚至给大兴区区委书记写求助信，“新苑”的寿命终于保到学期末。
他默默吩咐同学们在离校前，把课桌椅搬到操场上，带走东西。
“搬桌椅下楼时，孩子们哭了。有人跑过来问我，校长，明年开学还能不能来上课？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蒋茂堂说。
当天中午，全校老师和在学校搭伙的学生在食堂吃了最后一顿午饭。晚上，食堂的两口大锅就以10元价格贱卖给附近居民。
同学们离校了，800多套课桌椅满满当当摆了一操场。第二天，课桌椅连同学校的一些其他“家当”，也开始变卖。
虽然不适应“练摊”的角色，蒋茂堂还是站在操场处理这些校产:近百元的课桌椅，最后以12元一套卖出；还有办公桌、笤帚、简单的体育器材……通通以意想不到的低价处理。
校门虚掩着，门缝里露着小脑袋，但没孩子进来。在这样的场景下和学生面对面，他更加尴尬。
“我对不起每一个人。”蒋茂堂深深自责，家人跟着他受苦；老师们那么兢兢业业地跟着他工作，最后却失业了；而600多个孩子因学校停办而面临转学甚至失学———但他这个当校长的，却毫无办法。
四次易址
“要有地方可去，才算“搬家”，而我的学校每一次都是‘人间蒸发’。”——蒋茂堂
搬家，已不是第一次。从2001年办学起，蒋茂堂的新苑学校换过四次校址，其中三次，他说是“人间蒸发”。
2001年9月，新苑学校在大兴小营村开学。蒋茂堂用当时仅有的2.5万元租下两个相邻的平房小院，打通院墙，花三个月完成装修。
第一学期招了193名学生，13位老师。办学不到一年，学生人数翻了近一倍。附近许多外来务工家长，都把孩子送到这个有图书室、电脑室和校园电视台的打工子弟学校。还有人为学校题词:急家长所急，为国家分忧。
蒋茂堂说，当时大兴区政协领导来参观，称赞学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位年迈的领导给他鞠了个躬，说代表大兴人民感谢他。但不久，蒋茂堂就接到教委通知，说这太小，不适合做学校。
因一时找不到合适校址，2003年暑假，蒋茂堂将学校所有能带走的家当——100多套课桌椅、9台电视和9台奔Ⅲ电脑，花6000元运回老家。
但他听说原先的院子在他走后，被租给附近一个商贩继续办学。蒋茂堂不死心，当年11月，他再次“杀”回北京，在大兴旧宫镇接下了一所即将转让的打工子弟学校，带着500多个学生继续办学。
不料一个学期后，校舍的房东想自办学校，把蒋茂堂“轰”走了。他“踏破铁鞋，跑遍旧宫”，终于在庑殿一村找到一个姓王的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他当校舍。
“我办学，他收学费。”当时蒋茂堂身上只剩1000块钱，13万的房租由房东从学费里扣。这次的校舍，是两幢二层小楼，15间教室。但蒋茂堂觉得，这些年始终在“非正规”校舍里“打游击”，当过私立学校老师的他，希望给打工子弟提供像样点的上学环境。
2005年，他用东拼西凑的8万元作风险抵押，房东按他的设计在大兴树桥村盖起新苑学校，每年租金25万元。
“要有地方可去，才算“搬家”，而我的学校每一次都是‘人间蒸发’。”今年初，因地处政府土地储备范围，新苑学校又一次“被蒸发”。
直到现在，蒋茂堂依然认为被拆前的“新苑”，是同类学校中条件最好的。他拿出照片，介绍这座由他一手设计的校园:教学楼有4层，双面楼，24个教室。每间教室有40多平方米，采光充足；食堂有220平方米，办了卫生许可证；2000平方米的操场由水泥砖铺就，不再尘土飞扬……
辞职办学
“社会的大爱把我抚养长大，老师却教我怎样做人。”——蒋茂堂
蒋茂堂的老家在山西武乡县涌泉乡洞则沟村，从小被人抱养，严重的胎毒使他刚生下来就被遗弃。
他七岁上小学，同学知道了他的身世后，经常欺负他。“不是扒掉裤子就是从后背打我，害得我下课只能躲在厕所里。”后来，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批评了闹事的孩子，告诉大家以后不能取笑同学。
蒋茂堂说，虽然老师当时只平息了孩子间一个小小的风波，但却在他心里埋下种子。“社会的大爱把我抚养长大，老师却教我怎样做人。”蒋茂堂从此立志做老师。
“当时觉得老师就是主持公道的人。”这段经历让他很早便学会感恩，并对教师这一职业产生近乎迷恋的感情。
他从17岁高中毕业那年走上村小的讲台，成为一名代课教师。期间两次被清退，他挖过煤、垒过砖坯架，但一直没有放弃重回讲台的机会，最终凭实力成为当地最好的语文老师。并一路从县城走到省会太原，走到首都。
1998年，蒋茂堂应聘到北京一家贵族学校，从山西来京教书。“如果一直教下去，也许早买房买车，衣食无忧了。”他说，到2001年，他从一个家长处偶然得知“打工子弟学校”。
他开始关注这一存在于城市边缘的特殊群体，先后跑遍了丰台、大兴、朝阳等区县的89所打工子弟学校。“阴暗、潮湿，有些老师板书上，还有错别字……”出身农村的蒋茂堂为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担忧，他决定辞职自己办学。
感动师生
“谁说打工子弟不如人？他们身上有城市孩子所缺少的吃苦、耐劳、朴实和上进，只要多给他们机会走走看看，还是能赶上城里的孩子。”——蒋茂堂
从2001年第一所“新苑学校”起，蒋茂堂就用土办法开设了“校园电视台”。每周一、周五下午放学后，在教学楼一楼大厅一台三十多英寸的电视上会播放校园电视节目。
“你看，我们的学生多有风采！是想象中的泥娃娃吗？”蒋茂堂翻开校园电视录制的照片，两位主持人身穿校服站在红色幕布前，手持话筒面带微笑。
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平台，是这位校长的良苦用心。他说，打工子弟上不了城市的公办学校，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公共教育资源，就像国家的“二等公民”。
为此，校长成了“社会活动家”。他联系城市规划展览馆这样的机构，带孩子们去参观；鼓励孩子们参加市里各种比赛；还通过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外籍老师、香港大学的大学生给孩子们上课。
教务主任倪景珍在蒋茂堂手下工作4年多，工资最初只有600元，现在也不过1600元，但她还是愿为“新苑”工作。“老师和同学，都被校长的精神感染。”
倪景珍说，去年12月，学校组织作文比赛。老师没定题目，但很多学生写的都是校长让他们感动的事。初一的黄文洪写了一篇《一双漏洞的鞋》，他记录了自己转学到新苑学校时，见到的第一个人——一位白发多于黑发的中年人，鞋底还漏了一个洞。后来问同学才知道，他就是校长。
“谁说打工子弟不如人？虽然起点低，但他们身上有城市孩子所缺少的吃苦、耐劳、朴实和上进，只要多给他们机会走走看看，还是能赶上城里的孩子。”蒋茂堂对学生充满信心，不放过一切机会鼓励大家自尊自强。
三名“神七”航天员上天，航天员的海报马上贴满校园。蒋茂堂在周一“国旗下的讲话”中说:“三名航天员叔叔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通过努力获得成功，航天员叔叔的今天，会不会是你们的明天呢？”
“会——”
路在何方
“难道打工子弟学校就只能这样被撵来撵去？”——蒋茂堂
这次“被蒸发”，蒋茂堂卖了学校的课桌椅、办公桌和食堂的锅碗瓢盆，但几年来社会各界捐助的钢琴、教具、篮球架，他通通没卖，装了满满10辆货车运到燕郊一仓库。而他自己，则背着一大书包的材料，到处奔走。
2月26日，清华紫光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给他发短信，称有一批书捐给学校。他说，至今没把学校解散的消息告诉曾帮助过学校的公益人士，“不知如何启齿”。
他灰心至极，叹气:总理不是说，要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吗？现实中要做一点事，怎么这么难？
“难道打工子弟学校就只能这样被撵来撵去？难道只管拆、不管人？”蒋茂堂感慨，每次满怀激情的投入，换来的都是师生的黯然离散，他的心凉了。
旁白
在家人看来，蒋茂堂经常给困难孩子减免学费，又尽力提高教师工资，留给家人的实在有限。不过，家人没阻止他固执的投入，“新苑是我父亲的命。”大儿子蒋鸿飞说。
“老师，你不嫌待遇差就来吧，我欢迎你，孩子们感谢你。”教务主任倪景珍应聘时听到校长这句话，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但觉得这肯定是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