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在《纽约时报》发表〈属于中国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称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重商主义的”，是“掠夺性的”。网路撷图
2010年伊始，中美关系风波迭起，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台军售、Google事件与国务卿希拉蕊1月21日关于支持全球互联网自由的演讲等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关系陷入低迷。《华盛顿邮报》评论认为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时刻”；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时代》周刊（2月1日）在一篇题为”The China Fix“的文章当中，也谈到中美关系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欧巴马政府的中美关系“开高走低”
与前两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呈“开低走高”曲线相反，欧巴马政府的中美关系呈“开高走低”。
从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中美关系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都呈“开低走高”曲线。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竞选总统时承诺：“不会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但后来却成了解除“六四”后各国禁制措施的积极推进者。面对媒体的讥讽，克林顿只得以“创造性模糊战略”来自我辩解。其继任者小布希在竞选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在911以后被迫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的“拥抱熊猫派”与“弑龙派”中走中间路线，成为“熊猫避险派”。
欧巴马在进入白宫之前，对中国（包括台海关系）并无倾向性的定见。他从未指称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也没有承诺他会采取一些方式将中国引向民主。欧巴马当选后，在对华关系上更是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在对华政策上充分考虑了来自中国的“智囊”的建议，他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是由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个直属中国外交部的“智囊”机构，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的；另一个“第一”是开创了美国总统上任不到一年就访问中国的先河。这次访问中，他公开表达了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不谋求遏制中国、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意愿，以此换取中美战略相互保证，希望确保中国崛起不挑战美国利益，甚且成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正面因素。
但欧巴马向中国伸出的友谊之手，却并未赢得北京的友谊。北京对他以种种方式表达了前所未有的轻慢。在欧巴马访华时，中国政府的各种控制比过去克林顿、布希两位总统来访时要严厉得多。美国为了表示一点欧巴马的访问行程不完全受控于北京，曾点名《南方周末》采访欧巴马。尽管《南方周末》总编向熹本来就是中共信任而派去看守这家媒体的，采访报导本身也没有半点出格之处，但北京还是给予向熹以免职的惩罚，再次抹了欧巴马的面子。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的24国首脑会议上，中国置起码的外交礼仪于不顾，派一个副部长级的官员对欧巴马颐指气使，表现极为粗鲁。所有这些，都激起了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反感。这些反感积聚到2010年1月，终于在Google事件上找到了爆发点。
中美关系正面临变数
Google风波之后（参见《看》杂志55期谷歌事件专题报导），中国的态度还是有恃无恐，认为美国霸权呈现衰势，中国崛起大势已成，美国对华需求日渐增高。此情此势之下，无需担心中美关系出现变数。
中国有此反应，纯粹是颟顸自大之见。从长期战略角度看，这对“非友非敌”的大国，都把对方看作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者，缺乏建立长期战略盟友关系的基础。只是因为双方的务实态度和各自的中期战略利益的需求，双方均认为在近期内合作利大于弊。
但中国方面显然忽视了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
欧巴马任期的第一年，其政绩口碑远不如前任小布希任职总统后的第一年（那一年布希政府非常成功地应对了911灾难）。在外交方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承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领导责任，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涉及双边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诸如西藏、宗教、人权及台湾问题上，欧巴马政府或者有意淡化，或者尽量推迟。这些举措引起美国政界与人权团体的诸多不满，媒体将欧巴马的亚洲行与当年小布希的亚洲行相比，讥讽为“从牛仔到叩头的转变”。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自我膨胀的中共挑战国际社会的道德底线，让人们看清楚这个号称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根本不想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而美国过去的所有克制都被中国视为美国霸权衰落的结果。可以说，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克林顿在人权、网路安全问题上的强硬表态，是中国给逼出来的“防卫战”宣言。
美国经济目前正面临转型。欧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开始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与储蓄。这些措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面临重大调整，美国家庭已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买家，这样一来，中国无论是作为廉价消费品的提供国，还是作为美国国债债主的重要性均大大下降。2009年12月31日，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发表〈属于中国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称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重商主义的”，是“掠夺性的”，赞成用保护主义来解决美国就业不足的问题，并判定中国没有胆量大量抛售其美国国债储备来做出反应。由于这位学者的专业地位，他这一提倡会产生较大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容易上升到战略高度，与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欧洲态度正在起变化
中美关系出现阴影，而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也在变化。
两年以前有较长一段时期，欧盟期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充满乐观情绪。一些智库连篇累牍提出“欧洲能够和中国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吗”之类的研究报告。2004年，前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对中国领导人说，可以在“多极”体系基础上达至“世界共识”，再以中国、欧洲、俄国的紧密关系来确保“多极”体系的“国际平衡”。那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希望联手，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欧洲内部的乐观主义幻想已经破灭。伦敦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的格兰特（Charles Grant）说，他和其他一些人曾“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将拥抱多边主义。
但近年以来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已经达到破坏性的程度。2009年中国囚禁了更多的政治异见分子；处决贩毒的英国公民，不理睬英国政府有关该人有精神疾病，应予刀下留人的呼吁。中国对欧巴马向台湾出售武器、打算会见达赖进行恐吓。中国官员在私下会见欧洲使节时，在撤销对华售武问题的新争吵中表现傲慢。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渐趋一致。格兰特认为，美欧双方有关对中国是接触还是遏制的争吵，已经不合时宜；而欧洲幻想中国成为对抗美国霸权的盟友，更是大错特错。中国虽然像是一个各方面都在崛起的大国，却反对欧洲和美国共享的许多价值。而北京想从世界得到什么，也比以前更为清楚。
正在召开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各种发言，也从旁论证了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正在起变化。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7日的开幕词中指出，货币汇率的不稳定，某些货币的价值的低估，导致贸易不公平，竞争不合法。萨科齐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听者都心知肚明他指责的是中国。
Google事件发生之后，各种有关中国黑客盗取情报的消息充斥媒体，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网路攻击的怨气正在集结，期望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国带头与中国打一场网路战争。只有中国，仍然陶醉在“世界需要中国”的美梦里面，继续在媒体上说着各种大话、空话，为自己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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