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4日，也就是日本投降不久，毛泽东即将到重庆时，时在纽约、尚未接到北大校长任命的胡适，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通过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又在两天前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有过一次长谈，他产生了给毛泽东发电报的念头，托朋友王世杰转交，当年的《大公报》上就刊登了这个电报的内容，中心意思就是希望“中共领袖诸公”——“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记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他英国工党为例，50年前只得4万4千票，和平奋斗的结果，这一年得到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类似的内容，早在1938年 12月10日，哲学家、宪政学家、创立了没有武装的在野党——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就在那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中说过，时在抗战初期，正值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里提及：“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是特殊历史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张君劢为此恳切地指出：“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目前之中央军不可目为党军，且信奉三民主义，未见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线，……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这封信不仅在当年国家社会党的刊物《再生》第10期上发表，其他各地的报纸也多有刊载。
相隔多年，毛泽东在重庆与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之一蒋匀田见面，主动谈起了张君劢当年这份书生气十足的信。那一天是1945年9月24日的上午，蒋应约到张治中公馆与毛泽东见面。毛谈到：“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我少年时候，即拜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经久仰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介石】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教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毛泽东的号】，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老实说：当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斗，甫抵延安之时，人只有一万多，枪只有八千余。蒋若再派一师兵追击，则我当时的处境，诚难设想。幸他派张学良、杨虎城率兵围攻，可说给我们大的帮助。因此演变，乃克逼成对日抗战，而有今日的胜利。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蒋匀田回答：“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后，亦感惊奇。不久沈钧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梁漱溟先生办公室内，亦曾晤谈及此，均表示不同的看法。……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我国已受了三十多年翻云覆雨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再参证法国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惨史，更使我们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
蒋匀田晚年追忆前尘往事，写下一本回忆录《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留下了这些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对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留下一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其中讲到毛泽东重庆之行的重要收获：“当时，毛主席对前途的估计比较乐观，他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意义可以吹掉的’。”“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 ——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事实和毛泽东所料的确实差不多。
等到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如此总结失败原因：“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然而，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