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玉山周报”第6期所写的一篇“中国人口剥夺催化疆独崛起”文章中，曾提到一个事迹，那是2006年中共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在访问湖南省时，曾说到：“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王震将军挥师北上建设新疆。‘八千湘女上天山’更是为新疆和湖南结下不解之缘”。
无独有偶的，2009年7月23日中国的一家省级电视台“湖南经视”也以访问和回顾的方式，做了一个长篇的“八千湘女上天山”专题报导，报导的目地虽说是为了宣传中共革命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报导中却让人看到中国早期妇女流动的“血泪史”，这就让我不禁想再写一篇文章来补充当时写“人口剥夺”一文的不足。
“激情岁月”背后的血泪
在“湖南经视”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专题报导中，有一段序言记述说：“今天看到关于八千湘女的报导，几乎全是『组织介绍，个人同意』，终于幸福的故事，尤其喜欢重点介绍当年积极分子、今日功成名就的八千分之一。但是对多数人来说，当年那些『我比胡杨泪更多』的往事，她们不愿向人提起，甚至，『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也早已成了往事”。
“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这样的描述，似乎跟过去中共不断宣传的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八千湘女”中真正自愿前往新疆“从军”者恐怕不多，多数还是被迫不得不前去的年轻女子。这种被迫的情形，报导中就描述一个事迹，一位年轻女孩因为拒绝前往新疆当女兵，惹恼了前去挑选的那位军方首长，当场被枪毙。
不愿前往新疆者可能被枪毙，那么到新疆以后的湘女呢？报导中也说出一句“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这是因为“第一批女兵抵达时，狼多肉少，中下级军官连女兵影子都没见着，牢骚比以往犹甚，于是便有动员大会，刚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长大手一挥，豪气干云的说：党中央毛主席说话算数，有些革命军人瞎说只有首长才有老婆，不对！毛主席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放心，老婆肯定会每人发一个”。
这一段描述终于让人了解，所谓“八千湘女上天山”所征用的女兵，原本就不是要她们去干革命，而是在1953年以后新疆大抵被中共王震的部队给平定，为了让部队能够在新疆“安家落户”，死守边疆，所以必须让每一个军人能够“成家”，毛泽东于是许诺“发给”这些军人每人一个老婆。
然而，就像报导中所说的“当时全疆汉族不满10万人，革命军人却有20万，本以为解放了全国人民，该解放自己，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谁料竟要在此打一辈子光棍，于是，便有王震向湖南的黄克诚要女兵，才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
女人变成军人的“军需品”
而到了新疆以后的湘女，她们的命运是“为了免得首长之间互相挑选争抢，就如公平发放战利品一般，人刚一到就抓阄，抓到谁是谁。当年听人反复说起这段历史，几乎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的例子，少有绘画绣花式的雅致和从容不迫。心智未开的时代，初听陈年旧事，竟未如今天想来这般惊心动魄。——只在偶有一次听说，有一车女兵被少数民族土匪给半路截走，我们的‘军需品’竟然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种愤怒呵”。
进疆女兵被当成“军需品”，似乎跟当年日本兵“征用”慰安妇也没什么差别，而当时被“作为战利品或后勤装备的女性，远不止‘八千湘女’，先后还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备给当地军人。依照现在的说法，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多少人是因此被招去的”。除了湘女之外，有另一说法是“最开始是在山东招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也一并被招来，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轻女学生，甚至还有零星的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
所以，当年被招进新疆的“女兵”无疑是一批不幸者，她们接到天堂发出的邀请函，却被带到地狱，唯一获得的只是共产党所赋予的“革命”的意义和说法，以及故乡大张旗鼓的送行活动，但与她们命运相伴的，却也只有这些所谓“革命”的主旋律。除此之外，那些进疆的“女兵”，她们面对戈壁沙漠的寂寥，唯一能选择的也只有“宿命”！
当代中国妇女的宿命
当然要回顾当代中国妇女的命运，“八千湘女”或许只是一例，一些描述当代中国妇女流动的事迹其实不少，比较著名的应该是“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书，这是一本由中国旅英作家张戎所写的自传体小说，1990年代在英国出版以后引起轰动，感动了不少外国人，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流传，这不只让张戎成为国际闻名的畅销作家，也触动许多外国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当代中国妇女的动向。
在“鸿”一书中，张戎是以她的外婆做为故事的起点，书中描述她外婆嫁给军阀做为姨太太以后的悲惨命运。也许因为受到外婆悲惨命运的影响，触动她妈妈后来愿意跟着共产党上山下海、大江南北闯荡去干革命的激情。可以说张戎一家前两代展现不同的命运与结局，她外婆那一代因为缠足的关系，一生只能被困在军阀身旁，没有爱、没有激情，有着只是对命运的哀怨。
而她妈妈那一代生命的主旋律，则完全背离她外婆那一代的命运锁炼，像是脱缰野马似的跟着共产党大江南北干革命，显见时代的主旋律不同，也造就当代中国妇女不同的命运。
至于张戎那一代，经历1950年代革命之后的短暂稳定，以及接踵而来十年文革中红卫兵的到处串连，张戎的上半生可以说就是在她外婆那一代的被困，加上她妈妈那一代的动荡中漂浮，以致于虚无的她，最后选择到英国留学，并在那里落地生根。
所以，“流动”应该是张戎跟她妈妈这两代生命的缩影，也是文革以后中国妇女的大缩影。1980年代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后，原本构想在“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下，政府鼓励乡镇企业在本地发展，让农民能够在家乡就近就业，避免过去毛泽东时代因为推动“不断革命”的关系，造成人口的不正常流动。毕竟，人口的不正常流动，就会像脱缰野马一样，让国家无法控制，它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就是人口的急速增长，这也是为何中国的人口会从1950年代的五亿人，到1980年代已经增长超过十亿人的缘故。
邓小平试图以“稳定压倒一切”的作法，把人口的流动稳定下来，而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长，也实行“一胎化”作为配套政策，无非就是希望把人口控制在少流动以及“可养活”的范围。然而，经济的发展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流动的诱因，所以，1980年代许多农村的男女奔往广东，各地源源不绝的“孔雀东南飞”，也促成南方高度发展省分人口结构产生大变动。最特别的是因为各省妇女大举向广东推进，经过通婚演化的结果，过去被人认为广东女性容貌普遍长得比较“抱歉”的情形，这几年似乎已经有了改善。
虽然人口流动的稳定政策没有充分的达到目标，但1980年代的妇女流动，还只是在中国的内部流动，并未大范围的往海外“出走”。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妇女向海外“出走”的情形就更为普遍。
“颐和园”里的虚无
六四以后中国妇女向海外流动，在中国第六代新锐导演娄烨所拍摄的“颐和园”一片中，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由于六四是充满虚无的一代，她们找不到生命的核心，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又找不到靠岸的所在，年轻的一代只能藉由不断性爱所制造的激情去寻找发泄的出口，也许就在这种心理意识之下，六四的不幸事件终究是要爆发的。“颐和园”这部电影就以不断的性爱来展现那一代中国妇女的苦闷，影片中的女主角从一个男人的身体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身体，她渴求一个“归宿”，无论是情感的，或者肉体的，却始终得不到内心的平静。
这种虚无的情形正如女主角所说的：“唯有透过一次又一次地做爱，我才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我的善良和柔软。”做爱，让她“感受”自己还活着！还没有死亡！感受她还能“给予”，还有能力去“爱”！
就因六四那一代的虚无，以致在天安门屠杀以后，那一代的知识青年大举漂洋过海留学去，特别是西方国家因为同情民运人士的关系，也大开收留中国知识青年的方便之门，让六四那一代的知青，更勇于向海外漂移。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一个寒假，我首次到中国参访，那一次我认识了一个北大历史系三年级的女生，她的名字叫高薇，她曾经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员，六四事件以后她不再相信共产党，也不再相信中国，她努力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出国留学，后来她真的到美国一所知名大学留学，而且她们还是整班的选择出国留学。经过20年了，那位北大历史系的女生始终没再回到中国，即使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头，还是填补不了她对中国的虚无。
当然，1989年六四一代的虚无，对中国后来人口的流动也影响深远，今年7月21日中国媒体就有一篇报导说︰“不光放弃高考赴海外读书的高中生明显增多，办理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也比往年增加了两到三成。不久前刚刚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更是大声疾呼：中国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之一”。
就因在全球化的“人才战争”中，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输家，这篇报导于是疾呼︰“以小见大，留学热潮可能带来的人才流失，无疑将直接影响21世纪中国在国际人才战场上的成败得失。高中大学留不住尖子生、企业研究所要不到一流人才，国内还能留住青年一代菁英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事关民族未来”。显然“虚无”的浪潮，在中国还是一直战胜着经济大潮，当代中国知识菁英的流失，不也是极权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吗！
中国妇女的“盲山”
除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造成当代中国菁英的虚无之外，“一胎化”以后社会所形成的“共犯结构”，也让一批的女青年付出血泪代价。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部中国的电影“盲山”为例。
“盲山”是中国导演李杨在2007年所拍摄的一部写实电影，描述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女生为了赚钱还读书时所留下的债务，被人贩拐骗到中国北方山区一户农家当媳妇，在全村上下共同监视之下，她虽然千方百计想逃离山村，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最后她被折磨得生不如死，身心严重受创。
在这部电影中，同样被拐骗到山村的妇女不只她一个，只是大多数的妇女被拐骗过来以后，在无处可逃之下，她们最后只能选择在这里生儿育女，一辈子不再离开，也不能再离开这个山村。
中国这种妇女被拐卖的情形相当普遍，有些小女孩甚至很小就被拐卖到农村当童养媳，去年中国就曾经破获一个四川的小女孩被拐卖到内蒙的农村，她同时作为一对兄弟“发泄”的对象，在苦不堪言之下，多次逃跑被抓回，后来就被这家人用铁链锁住，还不让她穿上衣服，终日不见天日，最后她虽然帮那对兄弟生了一对儿女，但被警方救出来以后，她已经疯了，10年的折磨，20出头的年纪，她的命运就这样结束。
这是1990年代持续至今的悲惨故事，在一胎化的政策之下，早年许多女婴死于非命，即使家里有女孩者，也随着经济浪潮向东走，广大农村呈现女孩荒，迫使许多农村的全体农民变成“共犯结构”的一员，他们共同看守从外地被买卖过来女孩，这就让那些女孩出逃无门，她们的人身自由恐怕不如“八千湘女”那一代。
由于农村男女比率的严重失调，更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也就是夫妻的年龄普遍差很大，一般差距个一、二十岁者比比皆是，这种家庭不要说“和谐”，夫妻能够相处得宜者，已经是不多见，很多女孩可能在高中时代，或者高中一毕业就被抢嫁做人妇，她们可能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还不足，如何有能力教养出优秀的下一代？
所以中国“一胎化”政策所制造出来的这座妇女的“盲山”，正不断着讽刺着1956年毛泽东所喊出的“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名言，从五０年代起毛泽东利用这句口号，想要解放中国的妇女，其结果是中国的妇女没能顶住“半边天”，反而是这个“半边天”更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所以现在的中国对妇女最重要的功课，不是给予她们“半边天”，而是如何帮助她们走出“盲山”，这就已经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