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议员毅然请辞，诉诸于公投，揭开香港历史新一页。但是，中共绝不愿看到香港变为台湾式的民主灯塔。港人前路依然坎坷。
先社长哈公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怪论中形容香港和台湾是挂在中国体外的两颗睾丸，对于中国的生命至关重要。哈公在本刊创刊半年后便因病辞世，那是一九八七年六月。香港和台湾这二十多年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哈公未能看到，但是，无论中港台互动的演变如何，我们仍然钦佩哈公的论断精采、无与伦比。
香港：和中共较量的舞台
香港和台湾对中国大陆取得今日自豪的“走资”成就，曾经作出西方资本不可替代的贡献。但随著中国经济的壮大，港台现存的利用价值萎缩，在中国致力于大一统的宏图中，港台竟变成中国的一项“负资产”，那是中南海头疼不已的心病，中国的民族问题、统一问题，举世无双。间歇发作的是西藏、新疆，新闻很大，不过头疼一阵而已，因为那是“少数民族”问题。然而，台港却是“自家人”的问题。台湾当然是头号麻烦，是半世纪以上的恩怨情仇，解不开、理还乱。那里有一个二千多万人的政权，完整的国家机器。完全可以不买北京的帐。连正蓝马英九也令他们失望。
因此，真正的戏台在香港。一九九七，凭邓小平君临天下之威，赶走了英国佬，实现了“主权回归”。很多人忽略或不懂这四个字，整天价“回归、回归”，没有留意中英协议乃是建立在这四字之上。换言之，只是“主权回归”，“治权”没有回归，故而才有“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基本法。也没有人去咬文嚼字：中国宪法第一条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宪法之下的“子法”香港基本法，却明文规定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宪政上、法制上的根本矛盾和香港主权转移完全是中英协议的结果，受履行国际条约的制约，正是观察今日香港“政改”问题、中港关系乃至“反中乱港”，必要的前提。香港民主派和保皇派的长期对抗也源自于此。
香港最近的政治焦点是“五区公投，全民起义。”由公民党、社民连五名议员宣布辞职，逼使立法会举行补选，以变相的公民投票，彰显市民对于二○一二年双普选的支持。事态已经在香港掀起漫天风雨。庞大的中共在港势力，正发动政界、媒体、学界进行大围剿。辱骂总辞议员是“政治流氓”“无法无天”“挑战基本法”，目的就是要搞“独港”、搞“颜色革命”……声势只有当年鲁平之流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愤怒可以相比。中共文汇报的网友则直呼：“坚决抵制任何普选，香港特首只能由中央来任命！”“这场政治和智慧的角力，可能比台湾问题还难搞！”。
政改一拖再拖中共失信于港人
这是一些颇见真章的声音。“五区公投”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走上街头的新一代可能不是太了解事态的来龙去脉。
香港民主派在八十年代就表示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理由何在？他们叫做“民主回归”即借“回归”东风结束殖民地历史，实现港人当家作主的民主理想。因此，司徒华、李柱铭都进入规划回归的基本法草委会共襄盛举。但是，民主派的理想一再遭到挫败。
首先，排除了九七回归实现民选特首的可能，解释是百废俱兴，条件不成熟，要有个过渡的安排，延后十年吧。民主派好商量，接受○七○八年普选特首与立法会的安排，此议列入基本法附件中。不料二○○四年人大释法，否决○七○八双普选，理由仍是条件不成熟，要循序渐进。民主派理所当然不服气。香港如此发达、现代化程度居全球一流的都市，何来不成熟之理？便出现了争取二○一二年即第三届大选时实现双普选运动，但二○○七年又遭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换来的是一句空头许诺“二○一七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随后可以普选立法会”，这就是今天五区公投的来源。
为甚么？因为北京没有信用，中共撒谎成癖，人治难改。九七到一七，一拖二十年，不过只是“可以”二字！没有时间表，没有路线图，“可以”随时变为“不可以”。中共花招翻新，二○一七搞一个假普选，让你“食死猫”，玩你于股掌之上。社民连看透奸计，五区总辞于焉出台。一个月前，特区政府提出“二○一二年政改方案”作三个月的市民咨询，其中对二○一二年的特首与立法会的产生提出改进办法，主要是选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由八百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人，立法会议席由六十席增加到七十席。但特首的提名门槛仍维持八分之一，即由原一百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这在左派控制多数的选委会中，对提名民主派的候选人极为不利。更重要的是，这份政改方案，对二○一七到二○二○双普选只字不提。
五君子请辞：香港历史光荣一页
因此，由未参与五区总辞的民主党等十一团体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的目标是争取二○一七的“真普选”，这是民主派为香港全民普选作出的一项妥协程序，他们和五区公投只是梯队不同，显示民主派不放弃民主的任何机会，并非左派攻击的逢中必反。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社民连、公民党五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中午到立法会秘书处正式递交辞职信，然后借助五区补选，实现变相的全民公投。这是香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在中共主权之下，将“公民投票”变成建制内的政治行动这是第一次。五君子突破中共统治六十年的禁忌，必将在中国漫长的民主发展史上留下光荣的一页。
公民投票是当代民主政治、体现“主权在民”的最高境界，即直接民权的实践。代议政制，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权力，是间接民权，这是民主的一般形式，因为不可能任何决策都由全民投票来表决。但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公共政策交由人民一人一票直接决定，已是二十世纪来的潮流，尤其是一些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如瑞士进行过三百多次公投，欧洲各国都有多次公投记录。美国各州宪法修订必经公投决定。公投的民主原则，从共产国际到联合国都是认同的。公投往往是实现人民自决、民族自决的必要手段。在台湾，《中华民国宪法》早有一章“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复决就是公决、公民投票。二○○四年又制定《公民投票法》，分全国公投与地方公投。迄今，台湾举行过六次全国公投。（现时流行的民意调查，也是公投、直接民主原则的运用。）
但是，在中国大陆，六十年来没有公投概念的存在，不仅宪法、党章没有痕迹，连《辞海》都查不到“复决”二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仅严禁三权分立、多党制，甚至规定荒谬的“不争论”，党内民主都予封杀──独裁到如此地步，香港新老左派、亲共派、保皇党，唯命是从，便是毫不奇怪的事，当年围剿彭定康、刘慧卿一句话：（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和今天疯骂五区公投是“港独翻天”“暴力颠覆”“煽动革命”……以“起义”号召公投，纯属文宣设计，毫无暴力含义，却被大肆抹黑、危言耸听，极尽恐吓之能事，渲染反共风险，挑拨中央与特区关系，用心之坏，神经之错乱，只有歇斯底里可以形容。表现最恶著者，是那么两三枝笔杆子，或是投身而暴发者，或是前民主派的出逃者，恨不得中共赶快出兵，把“起义份子”就地正法而后快。
这是香港民主运动和中共在港附庸集团的一场大对决。是泛民派走向成熟、亲共派无可救药的新较量。
议会功能组别弊端多早废早好
公民党副主席梁家杰律师说，公投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借公投结果，取消功能组别。这是近年来一个争论的重要议题。是香港政制改革的重大目标。
香港议会的功能组别，原是港英政治地体制的产物。七十年代前的议员全部委任。一九八四年港府发布《代议政制绿皮书》，首定立法局五十七名议员中二十四名经选举产生（其余三十三人包括十一名官守议员，二十二名总督委任议员）。这二十四名议员中，十二名由功能组别选出，这是功能组别最早的出现。到一九九一年，议员增到六十名，其中功能组别议员增到二十一人。一九九五年港英时期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六十席，全部选举产生，其中分区直选二十席、选委会选十席，功能组别由彭定康政改方案提出增加九席，成为三十席。
港英当局的原意是逐渐开放各专业人士的参政，扩大立法局的代表性。彭定康计划三十功能组的选民可达二百三十万人，选民将比以前扩大五倍。彭定康的政改遭到鲁平痛斥为“千古罪人”后被否定。但“功能组别”却保留延续至今，这个制度有何弊病呢？
一、不合公平原则。立法会六十议席中，分区直选三十席选民为三百三十七万人，功能组别三十席选民（含个人与团体）只有二十二万六千人。功能组别三十席中的选民票十九万人，一人一票，只选十席，而团体票、公司票占二十席。如有五千五百八十二个企业的十个功能组，占了十二席。有三功能组合格选民均不到一百五十人，却各占一席。
二、各界分配不合理。教育界有八万八千多选民，一席；渔农界只有一百六十选民，也是一席。团体公司的一票往往都是老板出任。
三、代表易失公义资格。如最近的高铁争议，个别功能组议员涉及工程投资与地产的利益关系，使之不闻民间的反应，参与强行通过高铁拨款。行业功能组议员多为大财团代表，他们便不惜联手支持损害小业主与消费者利益的提案。
四、多数议员支持的议案，可以被功能组否决。如有关最低工资、保障劳工权益方面情况多次发生，有案可查。因为议案通过门槛高，往往不是简单多数。
可见，功能组别制度，不仅不合理地占有议会一半之多的议席，又是小圈子选举产生，和分区直选另一半的选举产生形成强烈对比，失去民主制度的公平普遍意义，势必继续在议会中发挥负面影响，沦为议会官僚化的累赘，能够早日割掉这块赘肉，使议会更真实地代表全港人的利益，实为当务之急。
按北京口头承诺，功能组别也将在十年后议席全部直选而消失，但是，今天港共一派仍在大力硬挺功能组别，文汇报鼓吹功能组别要“永远保留”，透露不祥的图谋。因此，五区公投将其摆上台，批之废之，和争取特首普选一样，是一场硬仗。其难度有如我们多次呼吁取消政协、加强人大的代议功能无效一样。
从五区公投这场恶斗看来，香港双普选的前路，还是充满坎坷，保皇党和他们北方的主子已经看到“香港可能比台湾还难搞”。
可以见到的趋势是，已经建立民主社会的台湾，面对中共的统战，其得失只会是“多少的问题”，而香港未来的民主则潜伏著“有无”的危机。一党专制下的权贵利益集团，不会甘愿看到香港变成台湾式的另一座民主灯塔，那是绝无疑义的。
（二○一○年一月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