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正在德国展览的雕塑作品“收租院”是典型的党文化作品；也可以说这个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摒弃、反对“收租院”这样的作品。
我今天准备分四部分来谈：第一，就是“收租院”这部作品它产生的年代，以及在当时的影响和目的；第二，党文化是什么？为什么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国传统问题，不是中国社会在其它一些方面落后问题，而是共产党问题；第三我要谈的是，为什么说“收租院”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的宣传作品，它的特点是什么；第四我要谈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现在把“收租院”这样的作品拿到德国来展览，以及德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对这类作品给以足够的抵制。
我现在就来谈第一个问题，“收租院”产生的年代和目的。大家知道，“收租院”它是在一九六五年产生的。一九六五年当时是在六零年前后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前后的人灾，人为造成的破坏以后，使中国社会遭到一个重大的创伤。而在当时，在六零年前后，中国饿死了几百万人。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些松动，好象后来的改革一样，对民众的控制不得不做了一些放松。
但是紧接着毛泽东就发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继续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毛泽东自己的权利。因此实际上六五年产生的“收租院”是阶级斗争为纲，是政治领先的一个产物。在当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且在当时从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中国社会所奉行的就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在六五年产生的这个“收租院”它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产物，它是政治统帅一切的产物。
这个“收租院”它和当时的很多小说、电影一样，宣扬的是什么呢？它宣扬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后，到四九年夺取政权以后，一直所实行的那种阶级斗争、阶级消灭的思想。也就是一切要环绕着共产党所谓为无产阶级来服务。而一切不符合这个政党，这个所谓阶级的，就都要给以消灭。
“收租院”它宣扬的是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对于一切有资产的人，对于一切在社会上可能对共产党造成威胁和影响的人的专制和仇恨。大家知道刘文彩是做为一个地主的典型。而且在“收租院”这个作品里，对地主，整个在中国社会的地主这个阶层或者这个群体都做了一个非常恶毒的丑化，来激起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仇恨。
因此六五年产生的这个“收租院”，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一个产物。六五年产生的这个“收租院”和当时的八个“样板戏”一样，成为典型的党文化的宣传作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暴发和推进，这几个作品起了重要的宣传、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九六六年文革暴发后，红卫兵到四川串联，参观“收租院”成了一个重要的内容。据统计，当时大约有上百万的红卫兵到四川参观过“收租院”的展览。
大家也知道，就在六五年之后的一年，六六年中国就暴发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而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里头，几百万人受到迫害，而很多的人就因此而丧生。从第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收租院”产生它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共产党政权服务，为了使共产党能够消灭任何不利于它们的族群。
第二，我们说“收租院”是典型的党文化作品。那么什么是党文化呢？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呢？有人说党文化的特点是大批判，是假大空。基于这种认识，有人甚至把现在人们对于共产党，对于极权专制及其文化的坚决的、不打折扣的、彻底的拒绝和反对，说成是以党文化反对党文化。例如把“大纪元”彻底否定共产党的《九评》与共产党六十年代的《九评》平列。事实上这都是不对的。
那么什么是党文化呢？从“收租院”、八个样板戏等党文化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党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宣扬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的排斥、仇恨。煽动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使用暴力、灭绝、消灭。这种族群仇恨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封闭性、排它性。仇恨地主阶级，煽动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仇恨，是一种党文化。
那么不再提阶级斗争，是否就不再是党文化了呢？不是。对一切不同思想信仰的人，采取严格的排斥、迫害及消灭，这不过是党文化改变了一种形式。所以即便是在七六年的所谓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国的党文化从来也没有消退过、改变过。正因为此，所以才会发生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
那么为什么党文化问题不是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提：为什么中国百年来的问题和灾难，不是中国传统问题，而是共产党带来的问题呢？要谈党文化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百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最近一百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回顾历史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两个极权主义给人类历史所带来的灾难。第一个就是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他使得世界产生了二次世界大战。而在二次世界大战里头，希特勒的法西斯灭绝、杀死了几百万犹太人。而且发动世界大战，使民众在这次大战中牺牲了几千万人。
而另外一个极权主义：共产党极权主义。在一九一七年苏联诞生了第一个共产党国家以后，一直到四五年以后，由于冷战而诞生了一个共产党阵营。在这个共产党阵营里头，虽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发动世界大战，但是在这个共产党阵营里头，对民众的迫害造成了上亿以上人的死亡。
在苏联，一九一七年以后，有大饥荒，有一个一个的运动，到三十年代所谓肃反这些个东西。在中国我们大家也都经历过，一系列的运动和一系列的灾难。单指在中国，从四九年以后到八十年代初，单指共产党统计的数字，就使我们能够知道在中国死了、被残害死几千万的人。一个不准确的数字，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是八千万人。但是实际上应该说遭受到波及的比八千万人还要多。
因此这个现象就使我们看到，在最近一百年以来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就是极权主义，希特勒的这个右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这个左的极权主义。为此它就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和反省。对这两个极权主义，对它们为什么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人类究竟在这些方面走了哪些错误，能汲取哪些个经验教训，很多人对此做了反省。
在这里我要讲的是两方面最重要的在知识上的反省。一个是在哲学上以卡尔．波普为首的科学哲学，也就是说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学派他们的反省。卡尔．波普认为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里头，认为带给这个社会的这个灾难，是一种封闭社会，极权主义是一种封闭社会。它是一种向氏族社会的反原，这样一种教条的、专制的思想方法，带给了人类的这种封闭性和一元的极权专制。
而在另外一方面，奥地利的犹太社会学家伯格林，从文化、社会上进行了反省。他认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法西斯、希特勒的这种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这种极权主义，追溯它的文化和社会原因，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化的宗教，是一种宗教世俗化的产物。
因此这样两点的反省，我觉得可以带给我们一个结论：第一个大家可以从这两派思想家、社会学家知识分子的反省里看到，最近一百年以来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极权主义问题，也就是共产党问题、纳粹问题。而这样两个问题在西方思想家的反省中可以使我们看到，它是近代化、西化，也就是说是工业化带来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东方社会的那种传统专制，以及我们东方社会在经济上所谓落后带来的灾难。
另外一个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就是从伯格林和波普的这种反省使我们看到，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反省，实际上他们还是相通的。为什么呢？波普说它是氏族社会的一个复活，一个在现代社会重新的一种产生这种封闭社会。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的确是只有在氏族社会才会有这种一个族群对于另外一个族群的彻底灭绝、彻底消灭。但是在氏族社会以后的发展中，在我们中国，从氏族社会往后的发展中，在战国以后的时代里，我们中国的先人对于氏族社会的这种思想和文化进行了一种反省、思索与扬弃。
所以在这种以氏族社会为特点的这种文化，就是这种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彻底灭绝，实际上可以看到，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它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为什么呢？我们中国的文化固然也有专制，也有黑暗，也有很多灭绝人性的地方。但是从战国以后，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彻底灭绝，已经被我们扬弃了。
在战国以后，我们的思想家在孔子以及其他人那里，通过他们的发展，在中国的哲学里、思想里、文化里是什么呢？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是每个族群、每个阶级、每一群人里都有好人、坏人，重要的是在各个群体的人里，都要有自己来追求一种真、一种善来反省自己、休养自己。尤其是在儒家、道家和佛家里都有这些“修”的这种思想。因此在中国的文化里也提出了一种有教无类。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有教无类，这个无类就是说各个族群的人都可以经过教育来提高自己。而这种有教无类实际上在西方的宗教思想里它是并不自然的存在着。
另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从氏族社会往以后的发展中，在西方，在希腊社会的时候，确实也有对这种氏族社会的封闭性的扬弃。但是希腊思想的一种二分法，使得它后来与沙漠来的犹太教结合起来，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基督教文化。而这种基督教文化的二元性的特点，就使得它造成了一种一元化的宗教的这种排它性。这个就是造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中世纪有宗教裁判所，对于不同宗教，对于异端思想的那种裁判，以及对于异教的那种十字军征伐等这种族群这样的一些个问题。
西方社会发展到近代的进步，恰恰是这种宗教思想从政治，从一般生活中慢慢退出去，而只还归于它的精神生活，它的传统文化生活中。这种退出去，宽容就进来了。但是最近一百年来，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样一些个思想，它使得宗教变成了一种世俗化，也就使得这种宗教的二元化思想从新在世俗世界里得到了一种具体的政治化的实现。这就是伯格林他在基督教文化发展中，寻找当代这种极权主义社会根源他的一个线索。他认为当代是政治化宗教的特点。
我讲这样两点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党文化的特点就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灭绝。这种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灭绝，它的思想根源、文化根源在于那种二元性的、对立性的这种东西。而这种东西的存在正是近代化带来的结果。在中国接受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没有接受西方好的一面、宽容的一面、自由的一面。而恰恰把西方的宗教这种世俗化和政治化接受过来了。为此也就产生了象“收租院”这样的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统治。
这里我在讲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传统的问题，而是共产党问题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八九年以后，在西方曾经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知识分子，一个是福山，一个是杭廷顿。他们认为极权主义社会已经彻底结束了。福山就认为历史终结了，从此以后历史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对立。而杭廷顿更提出来，从此以后世界上存在的将是一种文化的对立、冲突。
但是实际上到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人们发现集权主义社会虽然在八九年共产党极权崩溃了，但是并没有彻底灭亡。而且人们看到共产党这种国家恐怖，和九一一以后出现的那种极端恐怖、个人恐怖是连通的。因此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实际上近代这一百年以来，对人类产生的灾难，以及这些恐怖行动是近代化的一个产物。因为世界的历史，这种对立和冲突并没有以八九年的结束而结束。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当前世界这些现象，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党文化问题，中共这种极权主义的问题带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种最大的危险。
那么我就要来讲一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收租院”是极权主义文化的一个产物？在第一个问题里我已经讲了，“收租院”它宣扬的是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的痛恨，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的那种对抗，甚至号召人们去灭绝它的这种行动。那么实际上收租院这个东西它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相容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号召穷人把富人去灭绝了，并不是号召有这种思想的人把另外一种思想的人全部去灭绝。
我们中国文化里对党这个名称说是用“尚”、“黑”这两个字组成的。因此在中国文化里对这种这样聚集在一起的党是蔑视的，是摒弃的。所以“收租院”这个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产物。大家可以看到它根本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产物。
我再要讲一下“收租院”这个作品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它的创作手法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歌曲，或者传统的小说，或者是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传统的戏剧京剧，那些人物啊，那些剧情啊有很大的区别。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中国的传统里并不是象“收租院”这样。“收租院”它用的是一种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决定了它这种阶级分析法的一种思想基础。这样的一种二分法就象你信仰这个宗教的人是好人，不信仰这个的都是坏人。这个二分法就是你是这个族群的，就是你是雅利安人你就都是好人，你是犹太人就都是坏人。但是这种方法，我刚才讲了，在我们中国来说并不是这样。
第二，“收租院”这个东西它所用的艺术的一种方法，它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收租院”这个作品它用的艺术方法是一种完全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完全政治化。所谓完全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就是说如果你是坏人的话，大家可以看看“收租院”，你的脸谱，你的形象，你的举止在这个作品里你就都是丑恶的，都是丑陋的，你就没有一点好。因此这个东西，“收租院”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假大空，就是我们所讲的那种脸谱化、极端化、片面化的产物。这样一种脸谱化、极端化、片面化，实际上正是政治宣传的产物。
第三，“收租院”这样的作品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它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培养一种仇恨情绪，一种敌对情绪。这种仇恨情绪、敌对情绪，大家都看到在“收租院”里它反映的是对地主阶级，也就是说在“收租院”里头它反映的是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精神。而这样一种仇恨和敌对情绪，在共产党社会里从来也没有灭绝过。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它是这样一种阶级，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它又反映成别的另外一种形式。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党对于三自教会，对于法轮功学员这些镇压，都是只要你不符合共产党的思想，你不符合对共产党的那种拥护和信仰的话，那么你就属于另外一个族群，这个社会就要把你灭绝，就要对你仇恨。因此“收租院”在这点上和到现在为止，它宣扬的一直都是这样一种敌对、仇恨情绪。
那么第四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收租院”这个东西它现在拿到德国来展览，它是做为一种艺术作品来展览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收租院”做为一种所谓艺术作品，它没有任何先进的、新的手法。它只是运用了西方雕塑的一些技术，把这些雕塑的技术拿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服务。
而“收租院”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根本没有创作者的自我，创作者的性格，也没有那些创作者个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对于生活的认识。而整个这部作品它实际上就是创作者秉承统治者的意志，为了统治者的目的，为了统治者的那种题目去服务。
所以“收租院”我可以说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艺术作品，而只是一种宣传。如果说它是艺术，那么可以说它是一种宣传艺术。事实上那些参与雕塑的人，大家知道也都是奉命而做的。
那么在这里我就想来谈一下第四点，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把“收租院”这样一个东西拿到德国来展览？为什么在所谓改革开放以后，所谓中国的经济有了发展以后，所谓中国共产党标榜自己有了一些变化以后，还会拿这样一个作品到德国来呢？
原来这个现象就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过去六十年来，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这种实质上的改变，我所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它们对于权利的那种攫取、占有的欲望，中国共产党它们那种极权专制的本性，包括共产党对于任何异议于它们思想，就是不同意它们思想，它们认为可能对它们造成威胁的人的那种残酷性，在这上面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收租院”宣扬的那种仇恨，那种灭绝，那种对于另外一个族群的残忍的那种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现在来说还都存在。
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所不同是由于社会经过了六十年的变迁，由于社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和在四九年那个时候的世界不一样了。在这样一个不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又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所以它只好用不同的手法来对待民众。而这不同的手法里最根本的它并没有变，那就是政治第一，政权第一。
这里我觉得很典型的就是两个现象，一个是八九年为什么邓小平会毫不留情的在天安门广场上镇压民众。那个现象就说明当民众不同的声音触犯到它的权利的时候，它就会象四九年对地主阶级的镇压一样；象五七年对右派镇压一样；象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对不同意见的人士的镇压一样，毫不留情的采取镇压行动。
如果经过了八九那次镇压，中国民众还认为共产党可能会改变的话，那么九九年共产党对于法轮功的镇压就再次使人们看到，只要有不同的思想，只要有超越了共产党所谓的那种触到了它们权利的那条红线的话，它们就一定会毫不留情。
正是在这点上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今天的胡锦涛它们对异议人士，对于那些任何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残酷镇压的那种共产党的本性，和冷战时期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他们在今天才会继续把“收租院”这样的作品拿到德国来。所以今天胡锦涛这个共产党统治集团，它们没有对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任何一种所谓现在看来已经落后，已经被淘汰的作品有任何反省和否定。这也是因为它们的本性没有改变。
实际上应该说“收租院”这样的东西拿到德国展览，在德国社会他是违背了德国的宪法的。因为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人权，就是个人的权利。这个人权，任何族群、任何信仰、任何种族、任何阶级的人都享有个人的人权。然而“收租院”这个东西，它是宣扬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仇恨的，它是宣扬对于地主整个阶级的人权的剥夺的。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拿到德国社会来，没有引起德国社会的足够重视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共产党它是来自西方的，那个党文化也是来自西方的。因此它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还有它的亲缘，还有和它有血统相连的那些个人，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还因为“收租院”这样的东西，在德国这样一个社会，在近代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它还有它的另外的一面，那就是那些势力的地方，那些追逐钱财、追逐资本的地方。而那样的一些人，他们和共产党的结合就使得他们能够攫取利益。而正是这样一些人在这个社会里他们迎合共产党，和共产党来做买卖，而利用共产党对中国民众的剥削，它们自己也能分一杯羹。还有一些人是比较麻痹的情况下，“收租院”进入到德国。
但是已经引起了强烈的批评，而这个批评我认为还会进展下去。在这个社会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这种批评，抵制和反对“收租院”这样的党文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整个世界也就继续往前推进了。而整个这个世界推进的过程，就使得世界上残存的那些共产党极权主义也无藏身之地了。
我还要讲一点，就是这个“收租院”现在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的批评，而没有引起足够的抵制。它另外一个启发我们的也是在西方社会，我们要亲自参与对我们中国人人权维护的推动。这里我要讲一句，就是最近在阿根廷、在西班牙对于江泽民、罗干集团的起诉和判决。
这个判决和我们今天对待“收租院”这个问题实际上有很多相同性。为什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前面所讲的，这个党文化，这个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的灭绝，对它的抵制和反对，也是在最近一百年以来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的警惕，以及人们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对的。
这里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二次大战以后，人类第一次建立了纽伦堡法庭，对于这种反人类罪的审判。在这之后又不断继续进行了各种尝试，例如在海牙建立国际法庭，对于南斯拉夫米洛塞维奇反人类罪的审判。但是大家知道，对于党文化，对于极权主义带来的反人类行为，如何能在国际社会对它们进行更有效的抵制，以及如何使这种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这种灭绝，在国际社会能够对它们进行有效的审判，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象二次大战以后，在纽伦堡建立国际法庭审判战犯那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来推动这个。现在西班牙、阿根廷都已经开始了这个尝试。
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经过我们对于反人类罪，对于反人类艺术宣传作品的抵制，我们也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那个时候我觉得国际上也会建立一个类似纽伦堡法庭的对于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所发生的反人类罪，都可以通过国际社会的有效审判来给予制裁。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大家已经看到国际上有很大的推进，在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尝试，以及在欧共体经常用欧共体人权法庭，就是这种人权委员会来解决各个国家的人权问题的努力和推动。所以“收租院”今天在德国的展览，使我们看到我们对它的抵制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抵制能使我们推动很多根本性的改变。
以上就是我对“收租院”在四十多年以后来到德国重新展览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