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本文完稿之时，Google撤离中国事件与否暂时悬而未决。但是Google的反对声音已经明显降调，为了留在中国的的“台阶”也已搭好：一度放弃审查限制的“谷歌”搜索引擎又恢复了“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的告白；黑客的恶意攻击已经演变成谷歌“内鬼”捣鬼。短短数天之内，美中双方官员已经举行多次会晤，磋商“网络自由”问题。
撇开引起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网络攻击――因为那种分析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资讯，这只有网络战参战双方愿意公布时才有可能获取。本文只探讨Google以及与它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
一、Google的中国问题并非Google独有
国际社会对Google的 “道德觉醒”之强烈反应与道德欢呼，折射了两点世人始终不愿意真正面对的现实：第一，在中国的投资市场，屈服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即顺应腐败并放弃任何原则）是外资企业非常普遍的行为；由此产生了第二点：大家都是侏儒的时候，人们产生英雄饥渴。这是一个太需要英雄的时代，于是在短时间内挺直腰的 Google成了国际社会心目中的英雄。
在我为BBC写的那篇“Google风波与中国市场的‘资本定律’”一文里，我指出Google与所有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一样，面临两大生存定律的限制与困扰，Google的困境其实折射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无法逃脱的困境：第一，它们被迫顺应中国的制度环境（包括向中国官员大量行贿）以获得市场准入；第二，它们不得不被迫放弃在本土必须坚守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律条。这次的Google风波，主要涉及第二条生存定律。传媒公司则更需做出艰难抉择。他们的运营领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属 地。该党一直视媒体为進行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
Google作为IT行业的一员，由于其技术特质而兼具双重特点：首先，它们是企业，是企业就会毫无例外地遵循利润原则，即尽一切可能追逐利润。其次，它们的业务涉及网络传播技术，所以在某种范围内，又必须遵循媒体行业必须遵循的道德法则。在中国，对此最简单的概括应该就是不能为中国政府提供与新闻自由原则相悖的网络监控技术。
外资在中国市场的“生存定律”，使Google从进入中国市场之日始就面临道德困境。它的座右铭是“不作恶”，但过滤信息却有帮助专制极权政府控制新闻之嫌，这一点使Google深陷道德泥潭，在此我姑且将其名之为“Google的中国问题”（当然也是其它互联网公司面临的共同问题）。美国社会基于这条 “不作恶”的道德信条，讥讽Google说“在中国，它不是Google。”
二、Google的艰难选择：为商业利益放弃了道德自律
凭心而论，与IT行业的其它跨国公司相比，Google的主要业务主要是提供搜索引擎服务，与思科（SISCO）等公司相比，Google的“作恶”程度相对要小得多。其它的IT行业巨头，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与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及军方合作，参与了中国那庞大的电子监控系统“金盾工程”的建立工作，并为这一旨在监视、窃听或联机监听电讯的系统提供了核心技术。其中思科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为中共开发了一套特别的防火墙系统，专门用来闻嗅、审查、最后把中共禁止的信息扔进垃圾箱，作为回报，思科得到了中国80%的路由器市场。到2000年，雅虎(Yahoo)开始监视搜索引擎和聊天室，以保证它在中国最大的市场份额。所以，当2005年微软、Google开始过滤中国当局禁忌的各种信息时，它们只不过是顺着思科、摩托罗拉等“前人”的路走罢了。
问题在于：其它公司的行为多隐在暗处，除了参与者与合作者之外，外界无从知道它们具体做了什么。而Google对信息的过滤，却是网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现实。也因此，“作恶”程度最轻的Google反而最容易处于风口浪尖。代表Google在中国开辟市场、并让“谷歌”成为家喻户晓的搜索引擎的前 Google中国总裁李开复反复宣扬的那句励志名言：“年轻＋自由＋平等＋颠覆＋创新＋用户为本＋不要做坏事＝Google的奇迹”，在中国被不少青年人传诵，但却被美国的媒体，比如《纽约时报》记者作为Google言行不一的例证。
Google在中国市场放弃道德自律，赢得了看起来巨大的商业机会。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的制度环境而产生成本过高的问题，都被迫将前五年当作资本净投入期，即只要能够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前五年就当作烧钱的准备期，再高的成本也在所不惜。而Google的“谷歌中国”却在前五年内就实现了盈利，尽管Citi Investment Research 预计2010年谷歌中国业务对谷歌的利润贡献仅为1%，但谷歌在中国终究拥有了36％的市场份额。
市场展拓的成功使得Google的利益与道德权衡更加艰难。
在对待中国市场的态度上，谷歌高层始终存在不同意见。《华尔街日报》（1月 14日）在“谷歌高层激烈争论退出中国的内幕”一文中，曾提到谷歌（Google Inc.）威胁退出中国这一惊人之举的决策过程“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谷歌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两个人之间，“中国”一直都是一个敏感话题。熟悉布林的人透露，布林曾向朋友和谷歌的同事吐露他对于在华经营的矛盾心理，说因为他在前苏联度过的童年，所以对于谷歌与政府在内容审查方面合作产生道德羞愧感。多年来，布林一直是Google的企业良心及“不作恶”（Don't be Evil）信条的守护者。
尽管如此，Google道德上的最大压力并不来自于布林个人对极权的厌恶及其道德原则，而来自于美国社会的压力。其它的网络公司更是如此。
三、美国社会对网络巨头施加的道德压力
最早揭露美国高科技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不光彩合作的是Greg Walton，他是一位专门研究高科技与全球化对人权与民主的影响的美国作家。早在2001年， Greg Walton就发表了一篇“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系统”（ China's Golden Shield：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大量事实揭露了众多高科技跨国公司为了竞争中国业务，如何帮助中国政府建立“金盾工程”，以用来监视、窃听或者联机监听。该工程部份是数据库，部份是监视网路，专注于下列安防范围：“出入口监控、反黑客入侵、通信安全、电子计算机配件和软件、解密和加密、电子商业安全、外联网和内联网保安、防火墙、网路通讯、网路安全和管理、安全操作、智能卡保安、系统安全、病毒察觉、信息科技有关服务以及其它”。其时，全世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建立的这个电讯工程到底作何用途，中国许多高科技公司更是通过标榜自己是金盾工程的参与者来炫耀自己拥有先进地位。
这篇重要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通过网络搜索发现了这篇文章，并将其主要内容节译成中文，通过写文章、演讲等各种方式让中英文世界尽可能知道金盾工程是个严重侵犯中国民众人权的罪恶工程。我曾将这篇译文贴在北京某大学网站上，但该帖子只存在了不到1小时就被删除。此后我只能通过EMAIL寄送的方式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罪恶工程的真相。2001年8月及2002年6月，我曾两度到美国国会作证，尽管听证的主题与新闻自由无关，但我都要求额外的3分钟发言，向参加听证的国会议员及专家们介绍“金盾工程”，请他们阅读Greg Walton的有关文章，希望能够通过立法阻止美国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这种罪恶的合作。2001年那次，参加听证的议员与专家委员们表示从未听闻过什么金盾工程；2002年那一次，他们表示将关注这件事情，但也指出，美国没有相关法律干涉公司在海外的这类行为。
2002年，我读到了Ethan Gutmann发表在《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 2/25/2002），文章标题是“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该文与Greg Walton的“金盾工程”一文类似，揭露了大量美国公司为中国政府控制信息提供技术支持的事实。作者警告美国政府及科技界：“美国现有的监控、加密、防火墙及病毒技术，已经都转移给了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人有一天说不定会把这些技术的矛头转向对付美国百无禁忌完全开放的网络。我们出钱出力将一匹自以为将发挥“木马屠城记”效用的“特洛伊木马”推进了中国，却忘了在木马上开个闸门。”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Ethan Gutmann确有先见之明。2009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宣布成立“网络战司令部”，对手主要是中俄两国。最近这次Google与近20家公司受到黑客攻击来自中国，而这些技术进步正好是美国公司过去数年持续不断提供并促进的。Ethan Gutmann还指出，思科早在2002年就为中共国家安全局开发了警政网（Policenet），警政网的核心目的是监视，警察用它可以查到任何中国公民的数据：工作史、家庭背景、政治倾向、形象、上网历史、和至少60天的电子邮件。它携带方便：警察只要扫瞄一下某人的身份证件，就可以从随身的设备中访问这个资料库，得到此人的所有信息。当雅虎作为帮凶，使中国新闻工作者师涛等人被捕时，美国社会各界非常愤怒。但是，思科的警政网每天都在帮中共的安全机构搜猎政治异见者和法轮功修炼者，而它的这些服务和系统升级却不太可能留下记录。为此，Ethan Gutmann勇敢地站出来，公开了思科的“警政网” 手册，用铁的事实证明思科向中共出卖高级终端监视技术，迫使思科有所收敛。
作为智库的兰德公司也于2002年一份报告中谈到上述同样问题。我在2003年初完成中国人权（纽约）委托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即《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的前身），其中有关互联网控制的资料不少来自上述文章。而此时距2003年9月3日――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里宣布“金盾工程”已经启动之时还相差一年多。
四、终止与魔鬼合作还只是个开始
2003年3月10日，美国国会请“金盾工程”一文作者Greg Walton到国会作证，Greg Walton以“长城，小世界”（Great Wall, Small World）为题，提醒国会注意中国的网络监控中美国公司所起的作用。此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助了一项常年研究“中国的网络信息过滤”(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自2004年开始，每年均发布动态报告。2005年4月14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个有10多位专家及专业人士参加的听证会，尽管参加作证者有一些坚持认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有很大进展”，但来自哈佛大学的John G.Palfrey.Jr.与Derek Bambauer，兰德公司的研究员Murray Scot Tanner，还有我，均认为中国的网络监控非常严重地阻碍了信息的自由传播，不少美国公司正在为中国网络监控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对此美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正是在上述人士及一些人权组织、人权活动家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1月中旬，美国国会传召美国四大高科技巨头思科、微软、雅虎与 Google至国会，针对它们遵守中国审查法律的做法进行质询――这四大公司曾倨傲地拒绝了1月上旬国会的第一次传召，此举大大激怒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针对这四大公司的尖锐批评如潮水一般涌来，不少国会议员将这四大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纳粹组织在组织大屠杀过程中利用IBM技术相提并论，舆论批评它们“热情地自愿充当中国政府的审查队伍”。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这四大网络公司被迫采取守势，表示该问题对这些公司而言太大了，它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需要美国政府扮演领导角色。
不管Google在中国市场上是去是留，有一点可以肯定，“Google的中国问题”将是世界IT行业在中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当金盾工程与专门从事黑客攻击的“鬼网”已成气候，如何铺下革命的网络，帮助中国人民，有赖于世界IT行业的良心觉醒。但这觉醒过程，不能只依赖企业的自省，来自社会的压力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