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陈锦缘纽约采访报道】著名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袁红冰最新著作《台湾大劫难》名噪四海，在大陆、台湾及海外华人读者中激起千层浪。袁红冰教授的其他著作《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和《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等作品也都被中共列为禁书。这位令中共高层胆寒的诗人兼法学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秘人物？1月15日看中国记者在纽约采访了袁红冰教授，纽约是袁教授此次北美巡回讲演12个城市的第一站。
记者：作为一位诗人和哲人，能否请您谈一下您的理想？
袁教授：我离开中国已经五年多了，离开中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出版我在中国被禁止的一些哲学和文学的著作。那些著作主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暴政下的蒙古人和西藏人心灵的苦难，那当然也有汉人心灵的苦难。在中共统治之下，人们的心灵的苦难比人类千年历史上积累的苦难还要深重。
其实这两个民族的苦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在中共的暴政之下，逐渐地趋于灭亡。中共的党文化就是排斥一切其他的文化，他只允许中共活不允许别人生存，这就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一个核心内容，要对人的心灵绝对的统治。
因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哲人和诗人，如果不能把心灵的苦难作为自己表述的对象和主题的话，那么他不可能创作出和人性一致的作品来。所以我写的这些书，在中国境内都不能出版，所以只好到国外来。我作为一个诗者，哲人呢，可能比做一个革命家更接近我的本性。
我作为中国的一个流亡作家，为什么我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出版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我为什么必须流亡才能发表我的作品?我希望大家在理解这个概念的同时能够认识到，中国现在已经亡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不能自由的发表作品，原因就在于我是一个亡国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奴隶。
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期间，就是中国不断地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殖民地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官僚集团的头目们虽然有着中国人的面孔，灵魂却是以仇恨为基础，属于德国迫害犹太人而创造的仇恨理论。
记者：很多人认为蒙古人和西藏人在搞独立，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袁教授：其实呢中共首先灭绝的是汉人的文化。汉人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华文化早已经被灭绝了。中共在中国实行的是马克思列宁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统治，首先被灭绝的是中华文化。因此呢，汉人首先在精神和文化上变成亡国奴。
然后中共又利用被他们洗脑过后已经变成了行尸走肉的这些汉人，去迫害少数民族，并进一步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因为中共暴政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要对人的心灵进行绝对地统治，除了共产党的所谓文化之外他不允许任何其它的文化存在，这就是他的最邪恶之处啊！
所以在海外我们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发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现在中国自由文化活动已经发展到1千6百多人，其中80%参与者都在中国大陆。我们试图通过这个运动，重建中国的自由文化精神。
问：请问您这次访问美国的计划是什么？《台湾大劫难》这本书对中国大陆民众有何启发？
袁教授：这次主要是受台湾各个社团的邀请，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多伦多）的十二个城市进行巡回演讲。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也确实感觉到中共暴政正在构成整个人类的一次大的危机，大的劫难。
所以中国人如果不尽快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利用人类理性和良知赢取的一切方法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的话，那么中国将在中共暴政的统治之下，成为整个人类的大劫难，我们中国人也将承受难以雪洗的耻辱。
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中共已经选定了台湾，作为他们全面扩张的第一步。我们绝不能看到台湾的自由制度，被中共暴政所侵略；我们绝不能看到，台湾海峡2千300万的自由人，变成中共暴政的奴隶。我们要呼吁整个人类来保障台湾的自由制度，和中国极权专制进行这场决战。
要想割掉中共暴政这个整个人类的毒瘤，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国用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良知采用一切办法，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中共暴政是中国社会罪恶的根源，是我们不公正的根源，是人们痛苦的根源。
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国的精神文化早已摧残殆尽。所以说现在中国的专制和中国的文化无关，和中国的皇权传统也没有关系，中国的专制实际上是来自于西方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
胡锦涛讲中国要和平崛起，那么我们要搞清楚现在崛起什么？什么叫和平崛起？现在中国人崛起了吗？我想没有。因为一群被剥夺了政治选择权的政治奴隶，不存在什么崛起的问题。而是一个最卑微的群体，连自己的政治命运都决定不了的群体，到哪里去崛起？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自由的思想，不能够自由的表达，这是一种多可悲的生存状态？！
没有人的尊严，哪里有什么崛起，现在崛起的是什么？是中国的官僚集团——这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崛起的是中共的权贵阶层——他们用暴力和谎言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文化资源，是当代最凶残的一群独裁者。
记者：《台湾大劫难》的发行震惊中共高层，请问您如何考虑自身的安全？
袁教授：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目睹了在中共暴政下许多善良美丽的人，都已经死去了。如果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勇敢地去坚持真理和正义的话，我们生命的本身，我们活着的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现在这台湾大街上的书店里，摆出来的都是毛泽东的专辑、邓小平的专辑、反人类罪行的罪魁祸首们的专辑。而《台湾大劫难》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居然有很多书店不敢卖，有很多书店是在偷偷地卖这本书。在一个自由的制度之下，这本书居然又要承受一种禁书的命运。
我所有的书在大陆都是禁书。没想到在台湾呢，也出现了这样成为禁书的预兆。后来由于在台湾朋友的共同努力下，这本书啊才能够迅速地传播开来。就在这本书传播的同时，这本书的发行商taiwannews的网站被中共的黑客侵袭，彻底了瘫痪了48个小时。这就是台湾面临的局面。
《台湾大劫难》主要是揭示了中共暴政想要在2012年之前，控制并进而灭绝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阴谋。这本书从出版到现在仅仅不到2个月，50多天就发行了数万册。而且在台湾各个大的书店啊，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这说明台湾人正以此觉醒。台湾人对这本书有这样浓厚的兴趣，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海峡两岸关系的实质，不是什么族群利益的争夺，甚至也不是什么主权之争，而是台湾的自由制度和中共的极权专制的一次命运的大冲突。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共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就是要消灭和控制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想通过这本书给台湾人民一个警示，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警示中找到如何保卫自己、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想通过这本书彻底地曝光中共对台的战略阴谋，从而打破中共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战略步伐。
记者：能请您谈谈从大陆出走到海外的壮志？
袁教授：2004年出来后，我发现海外的一些所谓的民运族，想要和中共和解，想要和中共搞和谐的思潮——改良主义的思潮占领了上风。而这种思潮显然跟中国大陆绝大部分民众切身的体验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共暴政之下，普通民众从切身的感受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共是不可能改良的。只有彻底地解体中国共产党，只有彻底地否定暴政，中国才能免于从中共建政以来的重重社会大悲剧和苦难。
另外由于当时很多的知识分子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抱着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为法轮功辩”，指出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整体的冷漠，是一种难以血洗的耻辱。而知识分子的良知，就是要在这个群体因精神信仰遭受迫害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
记者：针对部分知识分子想和中共和解的想法，您为何觉得无法实现？
袁教授：首先不能实现的原因是“8964”之后啊，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他的几十万大军屠杀自己的人民和学生。他的罪行把他自己推上了一条绝路。因为这个罪行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因此他只有不断地强化他的极权专制，才能避免像希特勒和萨达姆一样，被人民推上正义的审判台的命运。
所以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中共只有不断地把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发挥到极致，才能维护住他的极权统治。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可以判定中共已经丧失了进行自我的政治改良的政治能力。那么在他完全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情况下，仍然要对他存着改良的幻想，那就是在欺骗历史和人民。
那么有些人为什么对他抱有这种幻想？关键就是“8964”之后啊，有相当一批人是从中共体制之内分化出来的。一方面他们跟中共的顽固派有一定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带着体制内的一种鲜明的政治特征——永远对中共暴政抱着一种幻想，而且他们很希望通过这种中共的改良，重新回到中共里面去。我想这就是海外民运中相当的一部分人，对中共抱着改良主义幻想的主要原因和最基本的原因。
那么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中共是不可能进行改良的。最近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中共审判了刘晓波并判处他11年徒刑。刘晓波本身就是一个最希望和中共和解的，最希望通过改良主义的幻想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的人，中共对他的审判应该说是给了这些政治幻想家们致命的一击。
记者：从法学专业上，您为何认为中共统治是非法的？
袁教授：首先就在于他的统治不是建立在人民的政治选择权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之上。中共暴政实行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私有制。那么按照现代法的精神，只有体现出主权在民原则的国家权力才是合法的。那么凡是违背主权在民的原则，非法地剥夺了人民的政治选择权的极权统治都是非法的统治。
面对这种非法的统治，人民拥有天然的反抗权利。在几百年前，卢梭先生就提出一个著名的法律理论——在暴政之前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利。我想今天面对中共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邪恶的统治，最为残暴的极权专制，中国人民当然拥有起义的权利，拥有反抗的天然权利。
宪法本身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的法律表现，而中共的宪法，规定了中国人必须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这个来自德国的犹太人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的国教，已经成为中国人必须遵守的真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殖民地，精神的殖民地，这是事实的表述。
为此离开中国后我举办了40多场揭露中共本质的演讲，又组建了审判中国共产党的模拟民间刑事法庭——悉尼国际刑事法庭。在中共政权还存在、同时很多人仍对中共暴政恐怖主义极其恐惧的情况下，2006年我们就根据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法，审判了江泽民、罗干等人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同时从法学理论上阐明了对中共暴政审判的合法性。
记者：中国目前民众对中共还是感到恐惧，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袁教授：首先呢这个恐惧啊是应该理解的。中共暴政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最泯灭人性的一个极权专制统治。这个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权统治是在东方建立的一个巴士底狱啊，中国人实际上都是被关在这个大监狱里的政治奴隶。以许多中国人每天面临这样的一个暴政，经常看到那样血淋淋的罪恶，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恐惧是没有出路的，恐惧只会更加怂恿了暴政的猖獗。为了有尊严的活着，为了做一个自由人，必须首先走出这对暴政的恐惧。用理性和良知的一切方法同中共暴政做不屈不饶的抗争。为有如此，中国才会有希望，中国人民才会有希望。
目前的社会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共由于实现权力市场贵族经济，把将近3亿的中国农民工的血汗劳动，作为吸引外资的一个手段。而许多资本者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背叛了良知，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利贵族，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社会难以容忍的一个极限。
百分之四十的人，拥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这种以绝大多数人的相对或者绝对的贫困作为代价的所谓快乐的、幸福的生活，肯定是不会持久的。而且一个泯灭良知的社会，一个以别人的痛苦做为自己幸福基础的社会，也不可能长久的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