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的埃米尔（Amir）电影院，我看到了《阿凡达》。影院破旧、观众稀疏，看不到一个女人。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Saint Stenfano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彻夜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再，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但倘若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二十三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的年轻君主、妖冶的克利奥巴特再到奥托曼帝国的年代和拿破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年轻的总统纳塞尔在交易广场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一八八二年以来，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获得真正独立的阴影。宣言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它也与纳塞尔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心彻肺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纳塞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阿凡达》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它电影一样，是惊心的特技和煽情风格的结合，黑白分明的简化世界观贯穿其中--残酷的压迫与正义的抗争，它还如此不可救药的追随时髦情绪--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变暖，我们就来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尔影院（埃米尔是伊斯兰长老的意思），你很轻易产生这样的联想--西方人（一开始是英、法，如今是美国）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科技而来，他们破坏了原本自主的伊斯兰世界。唤醒生命与力量的巫师，是纳塞尔，也可能是本·拉登（当九一一发生后，中东很多地区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简化的世界观则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们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它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似乎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对法鲁克国王的怀旧之中，而对一九五二年的革命则心生憎恶。至于纳塞尔赢得的尊严，在一九六七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再度转化成羞辱。那个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从未达成真正的联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人们，没兴趣理会这些东西。
《阿凡达》只是一部卖座电影，它激起的广泛影响隐隐的预示了世界的新情绪--一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绪正在形成，它与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身份认同危机相关。不同群体间变得更难沟通，人们没有耐心去辨别事物的细微性，只求助于简单的方案，寻求更古老的身份认同-- 宗教、民族、群落，甚至阶级。
在中国，它被看作一部非凡的电影。它引起了从知名导演到普通公众的强烈兴趣。除去绚目的技术，一些人在其中看到了「纯净」（他们经常忘记了卡夫卡的名言：枯燥的情感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更多的人则被抗争精神所鼓舞--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拒绝拆迁的钉子户们，是所有被现有政权侮辱与损害的自己。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描述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时，《二零一二》与《阿凡达》必定不容错过。它们都是在中国赢得世界关注的顶峰时到来的。中国人在前一部分电影中看到了只有「中国模式」与「中国制造」可以拯救世界，而在后一部电影中则是普通中国人心中的积郁愤怒与不满。这所有的骄傲也好、愤怒也好，都只能经由美国人提供的经常是莫名其妙的述，来获得释放与发泄。我们所有自身的表达渠道正在被封死，并逐渐丧失。我们的头脑和内心，正在被一种极端化和简单化的逻辑情绪所占据。
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二十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此时此刻的中国，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