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30多年来，改革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回过头看，"效率优先"，我们成绩十分出色，而另一个目标公平，却越来越远离了我们。
大家都知道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适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常识是，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也就是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而用于储蓄的比例逐渐提高。储蓄如果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就造成产品的过剩和失业。如果资本市场不发达，储蓄越多，经济发展就会越慢。所以，不但社会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忍耐是有底线的，经济增长要求的收入差距也是有一定底线的。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收入悬殊的危害更大。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将造成庞大的贫困阶层。
文章认为，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势在必行。
第一，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9亿农民的收入，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迅速增长后，迄今一直徘徊不前，虽然有数千万农民工进了城，找到了"第二职业"，但收入微薄，待遇不公，经不住任何风吹草动。而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提高农民收入，仅靠市场机制完全不够。胡锦涛总书记新年伊始考察河北农村时，就特别强调，一定要解决"农民收入徘徊的局面"。除了继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清理各种对农民的收费和乱收费外，放开农民进城条件，甚至取消任何限制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措施。说到底，城市化，也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最扎实的基础之一。
第二，提高劳动者收入，也就是工资性收入，这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的核心。30年来，中国的出口增加，顺差的急剧累积，"低工资"的农民工，功不可没，这也可以昭示出整个社会工资的低水平状态。但低工资优势，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失去，这也正是我们当前所经历的现实。且不说对低工资的依赖，还自觉不自觉地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创新。
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差距过大的痼疾，应该根除。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应通过协商，建立起劳动者收入合理增长的机制，将企业价值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更为适合地分割，尤其值得特别提倡和鼓励。
第三，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当前，垄断部门和国有大企业职工的高收入，被人们诟病，也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之一。国有企业利润来源主要依靠垄断地位和垄断，这些资源，原本是全民所有，理应由全民共享，这也是国有经济存在的前提之一。可是，以央企为例，庞大的利润，由企业自行支配，或者用于投资，如做 "地王"，或者用于本企业职工的福利。国企利润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己的状况，希望在2010年有所改变。央企的红利，应该尽数到账。央企的收支，应纳入专门预算管理。央企高管的收入，不能显着高于同级公务员，因为央企高管并非严格意义的企业家，而仍旧是官员。
第四，调整国家和居民收入的分配关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比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北京、上海等地区，2000元显然不够。对于部分人群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应有专门的税收调节。刚刚公布的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征收资本利得税，便是良好开端，希望有更多类似举措跟进。比如对于个人炒卖房产的税负，就有必要成倍加重。二是减少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支出，这是公平的制度基础，也是增加消费的前提。最近，有个规定出台，人们可能有些忽略，就是各级预算将在三年内完全公开，以及部门预算完全公开，这都是有重大意义的政策。预算支出不尽合理，根本原因是预算不透明，不公开，人们无从监督。希望2010年这些环节能有突破性进展，而且越细致越好，让贪腐和浪费无处可逃。此外，让民营企业和个人获得平等的金融权利，也是重要和必要的公平手段。
文章最后说，有人可能对公平分配的政策调整有担心，但是，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调整，即便有些代价，也是我们理应承受，且必须承受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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