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从日本或香港搭乘飞机，我也有时候胡思乱想，「这一次在中国入境时会不会有麻烦呢? 」。就因为曾经在中国驻某国大使馆工作过的中国人跟我提过他当时的工作就是「记录所有在当地媒体发表的有关中国报导」，所以，中国入境审查官一手拿着我的护照一手进行计算机查看数据时，很大可能在它的屏幕上出现我的「简历」，不过我非但从没有受过什么盘问，而且护照审查时间也没比其它外国人更长。
如果真的被拒绝入境的话，会怎么样？听说各航空公司与各国有关部门都有签署相关协议而有「对于被拒绝入境者，航空公司对其负责遣返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所以我可能会直接被送回到日本或香港，而对我来说，这个处置虽然会带来工作上的不便，但是这两个地区都是已习惯居住而且拥有居住权的土地，即使被"遣返"也没什么大不了。于是，给自己的妄想打上句号。
然而，拒绝你入境的是你自己的祖国的话呢？那意味着「驱逐出国」么。例如，泰国原总理他信就被政变后成立的新政权取消护照而丧失了泰国国籍，泰国政府从而无论他在国外遇到什么情况都没有责任将其引渡回国。目前他正在想方设法回国，但泰国政府一直拒绝这个已经变成外国人的他信入境。
但是，如果有人被他所持的护照发放国拒绝入境（即被拒绝回国）的话，又怎样呢？他回国时乘坐的航班所属航空公司又该如何履行「遣返」责任？有人被国籍所在国家拒绝入境时，如果他拥有双重或三重国籍倒也好办，但他只持有该国国籍，该「遣返」到何处呢？
如果你此时联想到了好莱坞演员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幸福终点站》，就算是闯过了第一关。据说这个电影是根据曾经在法国戴高乐机场生活过的伊朗难民的真实故事改编的，而你是否知道，在现在这一瞬间，在日本的大门口成田机场，正在上演着相似的一幕呢？
出身于上海、现年五十五岁的冯正虎先生于今年十一月三日夜晚从成田搭乘全日空航班前往上海浦东机场，入境时遭拒，在机场酒店住了一夜后于第二天即四日上午被全日空航班带回成田。当时冯先生曾抵抗过，但最终被上海机场人员强行上机压到座位上，就随机回到了成田机场。而他以违反其意志而被带回为理由拒绝进入日本，至今仍在位于成田机场第一航站楼南翼的入境管理审查柜台前的沙发上静坐示威。
与汤姆汉克斯在电影中的角色以及在戴高乐机场的伊朗人不同的是，他们的悲剧是由他们所持的护照失效而引起的，但冯先生是一个持有正式中国护照并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且既没想从中国逃亡海外，也没想偷渡到日本，只是想回自己的国家而已，然而却被拒绝「回国」，并且不情愿地被上海当局相关人员强行带进他自己根本没预订过的全日空航班而回到了成田。
他主张，「我并没有想来成田，只想回中国。违反我的意愿而把我『绑架』到成田的全日空公司有义务把我送回上海」，还在持有日本多次入境签证的情况下拒绝入境并宣布放弃该签证，然后开始在日本入境管理审查柜台前的沙发上静坐示威。由于「入境」行为本来就要以本人意愿为前提，日本入境管理部门面对这一闻所未闻的事件也无法强制要求入境，尽管做了说服工作，终因他本人无此意愿而无可奈何维持到现在。
于是，冯先生开始了静坐。但是，他所静坐的地方是，由于处于入境之前，既没有自动售货机，也没有小卖部，而最初几天只有随身携带的行李在身边，没有食物和饮料，只喝点卫生间洗手池的自来水来维持。（而他对我笑说，「幸亏日本的自来水标准是可以喝的」。)直到十一月八日，在上海的朋友得知其窘状，委托搭乘上海到成田的航班的乘客给他捎来饼干和饮料，让他在第五天才得到了食品。幸好带着手机和笔记本计算机，可以与外部能够联系，冯先生的状况也通过互联网在网民中间流传开来。
而我，一早预定在上周为了观看JMM总编辑村上龙先生主办的古巴乐队「BANBOLEO」的演出而前往东京，而偶然得知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冯先生所在的第一航站楼南翼。到了成田往入境管理审查柜台看望，看到坐在审查柜台旁简易沙发上的冯先生的身影。当时在我眼中的他的样子极为「普通」，让人无法想象他已在那里三个星期，倒象是刚刚飞抵成田，正坐在那里等待去了卫生间的朋友。
那时候，已经有从互联网及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得知他的情况的不少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乘客以及在这一航站楼降落的机组乘务员们开始送给他食物、换洗衣物和日常用品，还给没有被褥的他送来了两个睡袋等，行李数量应该不少。
但是，当我走到跟前时，发现那些大行李已被整齐地收拾在一边，以免占用沙发。如果没有衣物原包装纸上写的简短诉求，谁都会认为他跟自己一样，是一位刚下飞机的乘客。这情景，与出发前急急忙忙地从互联网上收集和阅读了有关他的资料来我心中所描绘的、坚持主张「自己是被绑架到成田」而静坐示威的人物形象相去甚远。
据冯先生说，他是经上海市当局劝说，今年六月四日之前才出国前往拥有滞留签证的日本的。之后，曾经于六月七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却被拒绝入境，第二天被逼上全日空航班带回到「既没熟人，也没去过」的关西国际机场无可奈何入境了。此后，曾多次想要乘坐国航及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进入上海，但都在登机口遭到了拒绝登机，这次搭乘全日空航班前往上海，已是第八次「回国之路」。
冯先生本人，曾因为二十年前的事件被解除当时担任的所在大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但，在此要提醒日本读者，其实二十年前的事件是在整个中国、特别是对知识及文化敏感的人群（当然也包括大学生及教师）产生过巨大震动的民主运动，事件后，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被逮捕或者逃亡国外，但也有留在国内，虽未身陷囹圄，但受到了开除学籍或开除公职的「惩罚」的人也相当之多，但是他们至今仍过着普通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当时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坚定的体制派，或者相当坚定的政治不关心者（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很难做到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所以，海外媒体常常将「事件」作为讲述某人以往「勋章」的关键词来反复进行强调，但我认为，实际上，好也罢，坏也罢，对于那个时代里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时代背景。
不过，冯先生的情况则是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曾经创办企业，后来围绕所经营出版物的审核问题被处罚，最终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至于详细情况，在此不再赘述，而只是说明一下，这一案件在与此番成田事件完全无关的某一法律相关网站上登载，在那里，他的辩护律师指责判定其「罪状」的上海市相关审核当局的证言有可疑的矛盾，并对无视这个矛盾而做出的判决提出了质疑。（要特别提醒的是，该网站在中国国内也不受限制，可以随意访问。这说明，那些律师的质疑也不是令中国政府紧张的「对体制挑战」而是属于「允许范围」的。）
冯先生对我说，自己是一个「法律专家」。他在心理不能接受的三年狱中生活里阅读了大量的法律书籍，学习了权利相关的知识。重新获得自由后，他开始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展开市民权利保护活动，与侵害市民权利的当局交锋，有人甚至称他说:「比律师还像律师」。而他所建立的《护宪维权》网站(f zh999.net，此网已被墙)汇集了大量的有关权利保护活动及权利意识启蒙教育的资料。
我想，这样的冯先生，对于上海市当局来说应该是一位「头疼」的人物；也在中国政府提心吊胆地迎接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劝说冯先生出国，应该是上海市当局的主意。这样说来，从他的护照至今未被取消来看，在机场轰走本国公民而不让其回国，很可能是在上海市地方当局人士而非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做出的行为。
从而，为滞留在成田的冯先生提出声援的网民当中，也有人认为「或许他可以从北京、广州、香港入境」，但冯先生本人则坚持主张「绑架」他带来日本的全日空有责任把自己送回上海。据说目前全日空否认这一责任，相反还发出通告说，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拒绝他搭乘其班机，并且要求他对于造成机内骚乱赔礼道歉。
「我没有确定过我的飞机票。这一次我先受到上海警察的暴力对待近一个多小时（推撞）了，最后还是全日空航空公司职员也配合他们在一起地把我按在座位上。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被他们按住了。那个全日空职员也是上海人，他把我按住了，然后飞机就开了，就像开公共汽车绑架一样。」
我问他，「有当局人士在飞行之中一直都压住你吗？」，他摇了摇头；我又问，「那么，后来你有没有抵抗要下机呢？」，他回答说：
「他们压住我已没力气，飞机就开了，我也不表示什么抗议了。因为这样做，飞机就开始有危险了，我是不敢。飞机开了，我就不会大声大喊，因为我没必要在飞机上这样大声大喊，其它乘客的安全也会有影响，所以我就安静下来了。但是到了日本，我就拒绝入境了。因为我说，我被绑架，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耻辱，也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日本也是......」
他在记录成田事件日记的博客中发表《放弃日本签证的声明》，上面这样写道：
「现在，这份二０一０年六月十二日到期的日本工作签证已成为我回国的障碍物，也是中国上海当局利用非法手段禁止我入境回国的障眼法。利用企业为了经济利益屈服权力的弱点，上海当局可以轻易地要求航空公司拒载或参与非法绑架，不惜一切非法手段将我强行滞留在日本，又以我在日本有签证的借口可以瞒上欺外，企图掩盖他们的违法事实。或许，日本政府也是这个原因而一直默认。没有航空公司的配合，中国上海当局是根本无法可以做到：连续八次将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强制滞留在东海彼岸的日本而禁止回国。」
我是在冯先生开始滞留成田机场后第三个星期时到达东京的，令我吃惊的是，后来在东京见面的日本人，其中包括平时接触和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或情况的人，几乎全部根本不知道这一事件，但按冯先生的博客，之前一个星期已经开始由入境管理部门作为接待窗口正式安排外部媒体对他的采访，而且已采访媒体名单上也几乎都所有日本大媒体的名字。但，不知道后来他们如何报道，既然是多少与中国新闻有关的日本人都毫无知道，如果被人批评为举国「忽视」这个事件，也没法抗辩啊。
还有，更让我吃惊的是，早就通过中国网民发出的信息而得知这个事件的「中国通」日本人，在网上发表针对在日本的大门口进行抗议的冯先生的发言。
他们向冯先生提出，「你应该先进入日本，再向中国提出抗议」、「也许是没有按照本人的愿意行事，但正因为被全日空带回了日本才没有被中国当局被捕，应该感谢才对」，或者说，「全日空是受上海当局强制的。在需要考虑企业的利益和其它乘客的利益得立场上，全日空也是受害者。搞不好的话，也许会得不到起飞许可，所以冯先生追究全日空的责任是错误的」。还有人说，「有求于人的话，先你摆出应有的礼仪吧」。
这种发言的潜台词是「与其生活在（拒绝本国公民回国的）中国，在日本生活岂非更好吧」，此话让我想起了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时的王妃玛丽安托瓦内特看到因饥饿而游行要求「给我们面包！」的市民而所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面包？ 那吃蛋糕就好了么。」
其实，我也知道，那些「中国通」日本人是担忧冯先生及其声援者们对于「日本」及「全日空」的强烈批评有可能直接引发出中国国内对日本的攻击。我也的确看过一部分武断的（看起来是）中国网民借着这一事件锐意批评日本的发言。以往在中国，每当中日之间稍微有事发生时，「日本」便容易成为抨击发泄的对象，从而饱受过无数次委屈感的那些「中国通」日本人的不安心理，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在考虑这一次事件中，他们未发现到一件因素，那就是那些批评并未与「反日」纠缠到一起。这因为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西藏事件、四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等惨痛经验后，在中国过内，即使他们自己与海外没有直接联系，但也能够理性地面对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网络舆论领袖已经出现而形成了很大的公信力。所以，现在与以前不同，无论有人无厘头地如何高声攻击日本只要那些舆论领袖们的论点不偏离问题的本质的话，就很难在互联网上乱掀起大规模的反日声浪。
所以，在这时候包括政府及全日空在内，日本方面只要认真努力从正面解决问题，弥补出来「不论对方拥有哪国国籍，我们都要尊重其人权」的民主主义国家的理念的话，不会招致对日本的抨击。正因为这些舆论领袖们希望这一事件能够通过民主主义国家的明确态度得以解决，使民主主义的优越性给中国的声援者留下深刻印象，才会对于冯先生追问至今太福不够明朗的全日空及日本政府的责任予以声援。
我把冯先生的事情讲给一个长年支持日本国内弱势群体的朋友时，他就说：「对于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得不奋起抗争的弱者，日本社会有一种强加自己的『美学』的倾向」，就是说，人们对受援者要求「如果你需要得到帮助的话，首先向大家摆出应有的客气的态度」。这个思路也放在冯先生的情形上，就是「你也要谅解为此日方受到的麻烦。全日空也是受到上海市当局的胁迫，为了其它乘客才不得不起飞的，也是受害者之一」。但，这样的思路里根本没有对于不得不直截了当奋起抗争的人的思考和体谅。
甚至还有人指责冯先生个人以往的「态度」。可是，万一冯先生是夫妻关系不和或兄弟关系不睦的人，还是对人暴粗的人，谁都没有权利妨碍他「想要回祖国」的要求。
当然这些都是我所摆的假设而已。而当我实际见到并与他对话时，原以为他精神和体力都应该十分衰弱，却发现他是个非常明朗、和蔼、稳重的人，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而且，有一个香港声援者为了他能吃到温热的食物而带来的电水壶，但当时他跟我说：「因为电源插口只在厕所里，如果在厕所开始用煮东西，那么变成了太霸道了。这里毕竟是公共空间，属于人家的地方，我是借人屋檐的。把手机和计算机能够充电，我已经满足了」，而放在一边。连续三个星期吃不到热饭热菜喝不到热水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我完全无法想象（实际上，滞留时间快到一个月时，他才开始使用了那个热水壶）。
全日空也是的确考虑乘客的利益而优先起飞的吧。但是从结果上看，面对一个人「想回国」的基本权利，他们优先了乘客们的飞行利益或者自己今后继续飞往中国市场的公司利益。也许，在当局的高压之下，一时之间别无他法，但事实就是在「权利」和「利益」的天秤上他们选择了「利益」。也许可以说，是当时为了乘客的安全无可奈何，但是强制让未预订其航班而且抗拒乘坐的人坐下而飞行，难道乘客就安全吗？即使为了避免今后发生同样的事件，还是必要进行认真的检讨。
在中国的网络发言空间上拥有强大话语权的舆论领袖之一连岳跟我说过：
「这一事件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法制及人权问题在自己的机场内发生时，究竟如何予以应对？估计有许多人和我一样，会深切关注日本社会如何评论、如何解决。」
前不久还在亚洲提倡过「友爱」的鸠山首相以及认为「非民主的中国总令人不安」的每一个日本人，将如何面对抛到自己「利益」眼前的前所未闻的「人权」问题？我告诉你，中国人民怀着对民主主义的期待正在密切关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