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盖棺论定。这句老话，在钱学森先生身上似乎并不适用。就官方而言，钱先生备极哀荣，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爱国者，可谓金中足赤，人中完人。然而，草民们生性散漫，不肯为官方统一口径所拘，于是对钱先生便褒贬不一。
伟大的科学家，未必自幼便立志报效祖国。中共党组织一九四九年与钱学森接触，邀他回国服务。翌年，钱先生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由于未能通过安全审查，他被迫离开高度机密的科研领域。钱学森天纵其才，抱负甚大，自然不甘从事一般基础研究。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在美国无法施展，回国便成为不二选择。依常理推断，与其说钱学森“自愿回国”，不如说“负气回国”，或“被迫回国”，更为准确。不妨做一假设。如果钱学森当年通过安全审查，如愿加入美国国籍，则这位中国航天之父或许会成为美国国防科技领域的巨擘，与李政道、杨振宁做同类爱国人士。尽管都是“爱国”，彼“爱国”与此“爱国”的成色大不相同。
回国后，钱学森在科研领域成就卓著，然而每临重大政治运动，他总是置个人利益于道德良知之上，依傍强势一方，因而在个人操守方面每有败笔。反右运动中，毛主席祭出“引蛇出洞”之策，堪堪将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在这紧要关口，钱学森立场鲜明，坚决与党中央、毛主席站在一边，痛击出洞之蛇，手下毫不容情。譬如钱学森批判揭发钱伟长，措辞严厉凶狠，鼓舌如棍，棍棍不离“七寸”，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纵使半个世纪后的今日读来，仍觉悚然。
在大跃进中，眼见高产卫星左一个、右一个上天，钱学森耐不住寂寞，展其所长，从科学角度论证“亩产万斤”不但可能，而且远非极限。钱学森身为学界泰斗，说话的份量不言而喻。党中央、毛主席获钱学森鼎力相助，于是“小脚女人”们更无立足之地，正常年景大饥荒的惨剧更无可避免。
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在反右中讨伐同类，这些均非知识分子的本分，也都超出了自保的限度。当时当地，或许难免一时糊涂而随波逐流，然而事过多年之后，对无端饿死的千万同胞，对忍辱负重数十载的右派分子，从未见钱先生流露丝毫歉疚自责之意。
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二者不可相抵。钱学森做人方面的缺失，不能遮掩他在科研领域的辉煌，反之亦然。就科研成就而论，钱学森是国家栋梁；就个人品行而论，钱学森不足为训。
钱先生走了，世间荣辱俱成过眼云烟，似应不再挂在心上。后人在逝者脸上涂抹厚厚的油彩，做另类脸谱化，即使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也是不敬之举。钱先生倘若九泉有知，未必领这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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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评，关于钱学森的所有的说法可能都是事实，钱学森是一个爱国者，但也曾经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然而，后者并不能构成一个爱国者的污点。亦正如犹太人爱以色列，中国人爱中国……，归化者热爱母国，美国人视为当然不是悖论。钱学森的儿子现在在美国工作，也可以既爱中国又爱美国。之于我来说，爱中国是因为它是祖国，爱美国则是爱它的价值观。
象钱学森那样优秀的学者，在美国有成千上万，他的导师冯·卡门是匈牙利犹太人，在德国受教育，最后为美国服务。中国把钱学森看得很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成就很高，二方面又是因为中国出的人才太少。钱学森在中国有地位，主要是因为他的知识能帮助中国，而不是因为他的感情爱国。否则，就无法解释无数爱国知识分子受到过中国共产党不公正惩罚。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比他的成就更大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受到过同样的迫害，信仰共产主义是三十年代的世界潮流，优秀人才往往是叛逆潮流的前锋，而当时钱学森就受到同事和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的同情和支持，在美国是有这种表达自由的。
后来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被深恶痛绝，钱学森和奥本海默一样都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同情，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向他们公开道歉，但是在立法上进行了补救，限制了安全部门的职权，这是造福国家和人民的措施，远比向个人的陪礼道歉来得重要。因此连赫鲁晓夫的儿子都可以成为自由的美国公民，而免受美国政府的骚扰。
钱学森真正的政治污点，还不在于他把美国政府的一时的错误，转化成自己对美国的永远的怨恨，而在于他后来自我转化为一个专制主义的无条件的拥护者，而不是一个持批判态度的爱国主义者。否则他之于中国的贡献会更大，这是很可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