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副县阶层」（图）

多数百姓对「大官」的概念之形成，缘於对县长一级官员巨大威权的认识，故而，中国俗语中有「灭门的知县」。中共建政后，塑造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期创造良好的县政。可惜，从那时起官场整体道德低到了令人不齿的水平，焦裕禄符号也没发挥预期作用。

现在，由於官员基数庞大，级别之争激烈，县长层次更多地由「副县级」这样一个组织术语来表达。有抽样调查表明：在全国，发达地区的县域，正县级与副县级干部的比例是一比十九；在中等发达地区，该比例是一比二十三；在欠发达地区，更是一比三十。

疯狂的政治食利阶层

根据以上三个比例数据推测：全国「享受副县级待遇」的官员应多达二百三十万，这还不包括县级以上地方党政机构和中央国家机关，仅仅是限於纯粹的县域行政范围内。在这二百多万副县级干部中，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退休干部。超过一百五十万的副县级退休干部的人均月工资总额在五千五百元左右，其中有近两千元是以各种补贴名义发放的。

五千五百元月工资是个什么样的水准？大体相当於大城市低端就业的三个本科大学生的月工资收入。两千元的每月各种补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相当於县城三口之家的贫困家庭一点五户的冬季取暖开支，相当於无证照、靠销售零用杂品挣取收入的「三轮小摊」业主半年的纯利润。多亏后者能够逃避税费，才得以半年净剩两千元的收入。但是，最近发生在云南昆明市城区小贩被打死的事件则说明半年两千元的收入也难以保证：其一，被城管打死的小贩，死时身上只有六元钱；其二，城管强迫他交二百元的罚款以赎回三轮车，他交不起，才强闯城管办公地点往回骑三轮，结果被疯狂的城管痛殴致死。

在经济食利之外，「副县阶层」的政治食利更体现於县域的高端，从而又衍生出家族在社会上的合法获利机制。据抽样调查表明：副县级干部（含在职部分）的已成年子女，在高收入行政（或官商一体）如公检法、交通、税收、银行、电力等部门并取得一定职务的，高达百分之六十二；在文教、卫生等事业或半事业型单位就业并取得一定职务的，约为百分之二十五；其余百分之十三或是在军队挣取高薪，或是靠父辈权力经商成为地方暴富阶层。

多少钱能买一个副县级？

副县级党政或社团职务是官场比较热门的买官投资品，也是握有零售权的人士的重要收入来源。以二○○八年初判决的河南省副厅级官员杜欣案来看，他对副县级官职的售价是十万元左右。官员们私下评论：杜的这个开价偏低了一些，因此杜也是「值得同情的好人」。也有议论者认为：河南比较穷，拿到稍为富裕一些的陕西或湖北，此级官位售价应该是二十五万元左右。据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河北廊坊市属下的固安、香河、燕郊三个县级行政区所做的民意调查表明：这三个县的副县级官员竞价均在六十万以上，其中燕郊与北京一体化趋势明显，副县级官位的竞价超过了一百万元。

争取副县级待遇的竞价状态说明：享受这个级别政治待遇的人绝非是为了拿到比同样工龄官员高出一些的工资，更不是为了子女的工作安排方便，而是为了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不仅党政部门的正科级官员在拼命竞争副县级待遇，而且所谓的社群组织亦是如此。例如一个县的妇联主席、文联主席、工会主席大多享受副县级待遇。有了这个级别，和上级行政机关就好说话、好办事，经营人际资源获利就大。

「竞争下岗」里的秘密

副县级待遇不仅是官场上非法炒作的标的，可以私下买卖，而且在合法场景下，它是招商引资与招揽人才的资源。比如二○○五年七月份被央视国际曝光的甘肃省正宁县发布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其中规定：「对投资一千万以上、年纳税八十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法人代表，发给相当於副县级的四档基本工资。」近两三年来，副县级待遇升值趋势明显，比如官方公开的招揽人才的学位规定已有所提高。原来规定硕士学位到县域工作，享受副县级待遇，现在则改成了博士学位才得此待遇。这样的规定也是假学位泛滥的重要因素之一。

既然副县级待遇在县域中有如此大的影响，而且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口生活在县域，那么在县级官场上拿到副县级待遇就成了大部分正科级干部一生的奋斗目标。因此，许多正科级干部不惜花重金「竞争下岗」，争取副县级待遇。比如说，一位捞够了钱的交通局长以让贤的名义给县委组织部打报告，愿提前退休。在花上十余万元的好处费后，组织部向县常委会提案并报备上级组织部，给予该局长副县级待遇，准予其提前退休。花十万块钱买个退休后的好名头是许多捞够了钱的官员的个人心愿，因此在官场粉饰的竞争上岗之外，「竞争下岗」就成了一大奇观。「一个农业局的正局长肯定竞争不过教育局的正局长，教育局多有钱哇！」年轻的公务员们在私人场所不断地议论这类问题。

其实，就算不走「竞争下岗」程序，许多弄到副县级待遇的官员也是过著「只领工资不干活」的悠闲生活。比如，一个县的某个副县级镇的书记被调到邻县任主管文教卫生的在职副县长，一周到那个县只去一次，开完政府每周例会，回到家属原住的县城休闲。有的是约同龄友人去钓鱼，有的是两口子一起到健身场所锻炼，不一而足。当然，这样表面上不理政事的行为并不影响捞钱，文教口的人事安排他还要牢牢控制，而且买官的人「跨县送钱」有也安全感。

没有宪政何来县政？

中国「副级阶层」是经济与政治分配双重不公的典型文本，也是底层知识分子测量中共政治道德水准的基本指标。在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对县域治理鞭长莫及，许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造成影响的群体事件发生在县城。因此，中共党内一些学者主张加速县政建设，比如县级主官的全民选举。这固然是一个成本最省、见效最快的改革路径，然而，它将很快导致民众对省级与全国直选的政治诉求，最终突破中共反三权分立的政治红线。

县政促宪政的路子基本被中共高层堵死，他们只能再提大而不当的道德砥砺之言，从二○○七年六月胡锦涛讲追求公平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到今年十月李潮源大讲人亡政息之危，无不是之。与此同时，体制外学者大多主张以宪政改革促进县政建设，此等主张更难被中共高层接受，也会遭到像「副县阶层」这类下级权贵的抵抗。在没有实质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命运的前景仍然是古典型崩溃，除此之外，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