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已被中共的军队包围，国民党用飞机空运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第一批。但是他的儿子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对他说很有名的一段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固执己见，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飞机离开。后来，胡适在美国各地讲学，一九五八年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享年七十二岁。
左为长子胡祖望，右为次子胡思杜
胡适有三子。长子祖望，出生在1919年3月16日，距胡适母丧仅四个月，取名“祖望”有望祖的意思；次女素斐，出生于1920年8月16日，不幸在1925年5月早夭；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罗尔纲当过小学教师，对付小孩子有一手，把两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师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罗尔纲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胡思杜的堂兄胡恒立回忆他少年时，说他脸圆圆的，异常的活泼搞怪，常常妙语如珠，是大家的开心果。
但是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朋友，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南尔大学就读。胡思杜则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距罗尔纲说是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被学校驱逐。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所以胡思杜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替他介绍工作，都被胡适以不可胜任为理由而拒绝。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枪救运动”，用飞机空动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直至老死，没能再上幼子一面。
1949年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胡思杜急切的想要融入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的这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引起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面学人的关注。胡适认为思杜是逼不得已的，“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适这么认为有他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的是争取和批判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批胡适对国民党“小批评大帮忙”，另一方面又频频向他挥动橄榄枝。在胡适南飞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广播台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他不要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长，不仅如此，还派潜伏在北大的地下党当面劝诫胡适。胡适的反应是“微微一笑，说‘他们要我吗？’”结果胡适还是南飞了，政策也就由拉拢侧向于批判。1949年，香港左报纸刊出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文中说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
以上是批评，下面则是劝喻，“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对于此文胡适公开表示了鄙夷，他声称陈垣不会写白话文，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1950年1月9日发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作为回应，说陈垣他们现在“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明确表示不可能在一条路上相见了。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使当局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于是胡思杜的那篇文章被公开发表，（本来它只是一份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写过的思想报告）其中有些文字是很伤人的：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所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一九三零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行动，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款项（企图培养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忠实于美帝的信徒）。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卑微不足道的。”
胡适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当年10月，他写了《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这又是一篇反X文章，促使大陆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
这场批判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为“三反运动”而搁置，其间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中共的邪恶本性。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到11月份风潮又向胡适卷来，当进文艺界的两个旗手周扬和郭沫若，秉承旨意，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的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志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一直是二等公民。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去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胡适一直不知道他的幼子已先他而去，他在1957年6月4日立遗嘱，把妻子列为第一财产继承人，两个儿子立为第二继承人，一直未改。1962年，胡适心脏病发瘁死台湾。不知这对父子泉下相逢，是怎么一番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