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周刊》刊登文章指出，中共利用执政60年的庆典有意营造成功和胜利的感觉。但是在光鲜的新闻炒作背后，深藏的隐忧巨大。图为2009年3月11日，辽宁沈阳市，一个住在铁道边破烂小屋的小女孩在铁路轨道上玩耍。（Getty Images）
美国《商业周刊》最近连续刊登分析文章指出，中共利用其执政60年的庆典有意给民众营造成功和胜利的感觉，并预计今年将保持8%的经济增长。但是深入其统计数据底层，在光鲜的新闻炒作背后，深藏的隐忧巨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在逐渐回归国家控制而不是进一步的市场改革；缺乏创新机制是硬伤；在战略产业上，核心技术完全依赖西方。总而言之，中国离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还差之甚远，事实上它仍然是一个面临巨大挑战的不发达的经济体。
回归国家控制“卷起红地毯”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准备在11月15日首次赴北京进行国事访问，部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发展持怀疑态度。尽管北京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曾经做出了许多开放市场的承诺，但当初答应的如允许更多外资进入电信和金融服务行业的改革一直停滞不前。
相反的是，在过去的三年间，许多国家部委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前中央经济计划机构的继任者）的指示源源不断的介入经济，已经步步收紧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例如，今年6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令，政府资助的项目必须尽一切可能只使用中国公司制造的产品。
中国经济回归国家控制的迹象显而易见。渣打银行估计，新的银行贷款绝大多数流向政府控制的大型国营企业，趋向私有化的中小型企业加起来只占不到20％。对于战略产业从风力涡轮机到核电机，北京试图削减外国公司的作用，启用其国营公司。欧盟商会中国会长约格·伍德克（Joerg Wuttke）最近出版了长达584页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经济开放已经刹车。他说：“他们卷起了红地毯，中国的焦点似乎已经从加快市场改革走向更紧的国家控制模式。这非常令人担忧。”
除了导致贸易摩擦加剧，共产党复兴的控制欲望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取缔外国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会使中国国内的公司日子更好过；坏处是将使它们失去磨砺必要的技能的机会，从而很难在大陆以外的地方取得成功。而国家资金漏斗式的流向国有企业和内部关系户使得创新的企业家得不到急需的资金。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
北京自己承认，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模式已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中国大陆所谓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超低薪工厂生产的各种消费品的出口；然后工人将自己的收入积蓄在国有银行，银行再借给企业，生产更多的东西。但技术和专业管理技能大部份来自跨国公司，而代价高昂的污染，腐朽的社会服务，城乡之间贫富差异的巨大鸿沟，都被忽视。虽然这种模式的刺激能造成一种现象式的增长，但现在连胡锦涛和其它中共领导人自己都称其为“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
已经有迹象表明，北京的政策正在破坏其自身向一个可能推动全球增长的、更加平衡的经济体的过渡。在过去十年中，应该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支柱的消费开支已经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下滑至35％，现在大约为美国水平的一半。
摩根士丹利（MS）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估计，今年GDP增长的88%来自常规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以及增设更多的生产线。在过去两年中，中国钢铁产能已经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今年大陆的闲置产能几乎等于美国和日本两国的钢铁总产量。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中国常务董事大卫·霍夫曼说：“如果有什么（趋势的话），我们看到他们退回到支持大规模生产和出口的模式。”
要知道如果中国未能改变其经济现状对于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南部城市东莞便可窥其一斑。在珠江三角洲的这个工业中心林立着成千上万的工厂，这些工厂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生产电视、家具、玩具，以及其他似乎无穷无尽的产品。但随着中国的出口下降—9月份下降15％，而且这是连续第11个月下降，东莞满目苍痍、步履蹒跚。
一度被称为“小香港”的昌平区，关闭的工厂杂草丛生。曾经接待了成千上万现已逃离的香港、台湾经理人的卡拉OK厅和餐馆，变得很安静。当然，广东省的经济今年仍然保持9％的增长，但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公共工程如机场扩建和建设新的核电站方面的巨额开支所致。广东省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说：“广东正面临着什么，中国正面临着什么，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竞争力来源。”
对此，广东省正在发起一项崩溃性的重组--广东省委书记所说的“清空鸟笼，改变鸟儿”。东莞及珠三角其他8个城市正将低薪工厂迁入该省北部50英里或更远处的新工业区。旧工业区将代之以绿色生物制药、可再生能源和信息技术。但对外国投资激增的希望已经在全球经济衰退中破灭。因此，广东现在极力从中国其它地方招揽国营公司，同时向当地企业施压加强创新。
缺乏创新机制 品牌形象近乎零
然而，在创新上，中国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已大幅提高了研发支出，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工程毕业生（人才）库。但是，很大程度上由于长期以来猖獗泛滥的假冒伪劣问题，除了网络游戏，中国在产品的研发上鲜有突破。
以汽车为例。几十年来，北京一直试图推高（国产汽车）行业。但是，大众、丰田、别克和其他外国品牌一直主导中型轿车和越野车市场。国内汽车制造商，如比亚迪、吉利和奇瑞依靠生产售价仅4400美元的微型汽车发展起来。他们现在成为中国电动混合车的希望。同时政府的支持在不断升温。为了满足到2011年生产 50万辆的目标，科技部甚至计划以政府给买方提供补助的方式在13个城市将6万辆电动公交车和出租车推上街道。
比亚迪汽车已炒得沸沸扬扬。这家深圳公司今年预计销售40万辆，而其母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个人电脑和其他移动设备的锂电池生产商之一。其明年的计划是在美国推出249英里范围的5座电动车。比亚迪誓言2015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2025年超过丰田成为世界领先品牌，每年生产1000万辆汽车，其中出口一半。
然而，比亚迪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今年如能达到2008年的8000辆就算不错了，而且全部销往俄罗斯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该公司原计划今年销售4000辆 F3DM型混合动力车，但只交付100辆。比亚迪的最大优势是什么？不是设计，不是先进的技术，也不是最先进的制造工艺。相反，比亚迪只是设法廉价的生产一种相当传统的电池而已。
比亚迪拒绝外界人士参观工厂的要求，但该公司的工厂游客表示，其电池和电动机都是由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排着长队手工组装的，而不是早已成为业界最标准的机器人组装。比亚迪或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否接近欧美国家的安全标准是另外一个问题。著名汽车谘询公司CSM Worldwide中国总经理 张豫（Yale Zhang）说：“在已经成熟的汽车市场，障碍是非常明显的，标准非常高。”
核心技术来自西方 战略产业难立足
专家们表示中国极力吹捧的成就如商用飞机、高速火车，其底层的技术早已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发和使用。中国没有、短时间内也不会出现象索尼、丰田、三星这样的企业。
北京一直渴望发展自己的商用飞机制造业，其第一款产品，90座的ARJ21，预计明年上市，到2016年将增至190个座位。据说目的是直接挑战波音（BA）和空中客车。熟悉高美（Comac）飞机的西方专家说，ARJ21采用的是麦道公司20年前的旧设计，那时麦道尚未被波音公司收购。而其航空电子设备、发动机以及其它关键系统，则来自西方的供应商如Honeywell（HON）、通用电气（GE）和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COL）。
市场研究公司Frost & Sullivan的航空市场分析师纳泽史密斯说：“中国想要自主生产一切部件，但是不藉助西方的技术它根本就没有能力开发这些产品。即使高美想要与波音和空客竞争也已经有20年了，这可是机会很渺茫的事情。”
中国的一些产业政策已经失败。例如，北京一直视半导体制造为关键产业，自2005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建立了8个晶圆厂。其目的是开始以国外芯片设计公司的低成本合同制造商参与竞争。但是，中国的晶圆工厂所采用的技术，至少比台湾、美国、日本和韩国落后两代，几乎没有一个厂盈过利。
在去年冬天经济衰退的低谷时，60%中国的产能闲置。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的半导体分析师伦约内科表示：“随着下一代晶圆厂耗资30亿美元以上的大规模兼并重组，大多数中国企业没有技术，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研究和开发，在这个行业就呆不下去了。”
太阳能产业也是如此，中国生产世界上35%的太阳能电池，但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而其强项是使用多晶硅的旧技术，然而市场已经从更难生产的（多晶硅）电池转移到以灵活材料为基础的太阳能电池。
美国商业杂志《Fast Company》近日刊登题为《北京设计周能使中国从模仿者变成创新者吗？》报道说，本周北京首次承办国际平面设计协会两年一度的会议，“设计”在北京被炒得沸沸扬扬，设计一词也成为北京的新流行语。大学增设设计课程，政府资助成立新兴的设计中心、设计公司，组织者称要籍此机会将北京塑造成“拥有顶级设计资源的世界设计之都”的形象。
然而无论从形象还是现实本身来讲，北京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创新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中国不得不首先努力挽回深受盗版、假冒伪劣、产品质量等等问题所败坏的声誉。尽管建设了很多的硬件设施（如创新产业区、校园和其它有形的基础设施），但内在的软件却严重落后。在很多地方如上海、广州、深圳，这些设施完全都是为钱而运作，徒有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