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间，和他一同被捕的10人中，有两人被逼疯而死，另有两人也病死在狱中。
那伊力1980年被释放，1987年移民澳洲，两年前开始向中共讨公道，无奈处处碰壁。在其被关押过的监狱里，官方“无法查到”有关他的记录。于是，他向9月20日刚刚成立的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索赔委员会求助，成为该委员会的首批300名申请者之一。
那伊力出生于1941年2月18日，1960年代伊始被派驻中国新疆伊宁市，担任苏侨协会的翻译。那伊力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在新疆的亲身经历。以下根据录音整理。
艰难的岁月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几年就饿死了很多人。当时新疆的“人民公社”也搞了大锅饭，每人每天只分到一点点食物，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下降。
因为生活困难，有人就往苏联跑，许多人也认为这是唯一能改变困苦生活的出路，大批的人带着家产牲畜跑去苏联。
当时，中苏边境的车是一天一班车，不知何故在人们往苏联跑的期间却增加至一天2-3次班车，给人感觉是中共希望大家往苏联跑，而苏联方面也不关门，两国政府似乎都有自己的目的。那么大家就都跟着跑。
当时跑到苏联的少数民族有很多人，后来中共逐渐的把汉族人迁移到伊犁、阿尔泰等地区，而后这两个城市基本上成了汉族人居住的城市。
中共实际上让跑，但后来却又假装不让跑。当时我在苏联侨民协会做翻译工作，中共说这个“跑”是这个协会策动的，我就被抓了起来。
“被怀疑罪” 我进了监狱
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小房间，没有窗户，只在房顶上有个小天窗，太阳光不能直射，一年中只有在六月份时，才有一点点阳光。床是几块砖头垫起来的木板，被子又脏又黑，每年让我自己洗一回。房间里放有一个马桶，它就是我的厕所，一天到晚就在臭气中呼吸。每天早晨倒一次马桶，而且又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倒完，否则就会有人用土块打在我的头上。
有一次看守骂我，说我是特务。我说：“你们是法西斯。”而后他们在两年中不给我洗脸水。
在那里每天两顿饭，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水也是，早上一碗水，下午一碗水。有两年每顿饭只是100克的玉米馍馍，两年后把每顿玉米面馍增加到200克，没有蔬菜、肉，只是偶尔给一碗白菜汤。如果是拉肚子才能吃到好一点的饭，那就是玉米粥了。
当时我的父母从苏联寄食物和生活用品给我，但监狱从来就没有给过我，听说是被看守所所长扣留了。
一年只有4-5次晒太阳的机会。如果碰上那天是阴天，那就减少一天晒太阳的时间。若是都赶上了阴天，那就是一年不见阳光。另外不给洗澡水，身上长满了虱子和疮，头发也掉了很多，背也逐渐的驼了起来。我常常像神经病一样，自己跟自己讲话，未老先衰了。
感冒发烧经常有，不给看医生，也不给药吃，给一点大蒜吃就算完。有病不给药，无病却在饭里放了药,吃饭后拉肚子、拉血。
有一次，不知饭里放了什么，饭后2-3天精神兴奋，睡不了觉，而后身体大懈，头脑昏沉，然后被拉去审问：你去过哪里？见到过谁？你在苏侨协会工作，地方上的干部谁来？有过什么要求？你是否与苏联领事见过面？都说了些什么……
和我类似情况被捕的共有10人，有两人被逼疯而死，另有两人也病死在狱中，他们的亲属要自己埋葬，政府不让。
1980年8月16日监狱长告诉我：“中央说释放你，对不起！”
我没有被捕证，也没有释放证，就只这“被怀疑”罪，便剥夺了我人身自由18年。一声“对不起”就了却18年冤狱？这简直是拿人命在开国际玩笑！
1987年我移居澳大利亚。2007年我想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我对中国政府寄予了希望，重新踏上讨公道的路。
讨公道无门
2007年5月我专程到中国新疆伊犁公安局，要求对我的无辜关押给予公正的答覆。伊犁公安局在6月21日的答覆是：“指派专人对此情况进行了解并查阅挡案，无记录。经了解原经承办当事人及领导，嘎比托夫·那伊力，1962年8月7日被刑事拘留，后此案移送公安厅审理，并由公安厅处理，特此说明。”答覆文件上写“无记录”，怎么可能呢？有位干部对我说：“他们为了逃避责任在向你说谎。”
为了18年的冤狱，我从澳洲专程去中国新疆：从伊犁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几次往返伊犁，又从伊犁去北京，从北京又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又回到伊犁。6个月的时间里，我简直就成了运动场上的足球被他们踢来踢去。
2008年我又重新向中共中央国家信访局及中国外交部写了信，又在同年12月11日在“世界人权日”之时又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国务院写了信，至今仍未得到任何的答覆。我还给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写了信，也没有得到回答。
我请求贵报把我的遭遇登在报上，我向所有的读者和维护正义的华人朋友们求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