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六十年，苦心经营，历尽周折，使得一个共产专制的庞然大物屹立于世界东方，成就堪称辉煌。如今，它大办庆典，颂扬毛泽东的"建国大业"，的确有其道理：没有毛泽东之建国，就没有今日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些富于理想主义的先后凋零，精于权谋的夺取了权力：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刘少奇、邓小平
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中共早期的那些富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领袖， 先后凋零，精于权谋的政治家及官僚聚集起来，通过一次次残酷的政治权斗，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了中共。它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以建立联合政府、拥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追求个性解放、建设富强民主的新国家之未来图景，吸引了社会中的进步力量，凝聚了劳苦大众。然而，政治革命成功之后，在毛泽东主导下，它就中断了新民主主义，以国家权力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视昔日的"盟友"为敌人。
不知不觉之间星移斗转，联合政府消失了， 计划体制将市场经济压缩在角落里，将资本主义拒之门外，个性等同于"个人主义"。在观念中，民主实际上成为西方式民主，东方"民主"成为中共控制下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于是，在色彩绚烂、温情脉脉的面纱笼罩下， 先前逐渐被埋葬的东方专制，又在新的包装下死灰复燃。
中国共产党自诩为"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它力图使人们相信，它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成败，也似乎就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成败。
如果真是这样，那倒也简单。但是，人们分明看到，中共党内那些" 国际派"，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或误解，但他们毕竟对马克思学说、对苏俄党内的理论派系知之较多，毛泽东集团清除了"国际派"的影响，斥之为"教条主义"，然后竖立起新的教条体系，即所谓"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反映着中共的政治成功，融入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而其理论和风格，其实主要体现于对斯大林《联共（布）简明教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解和发挥。
的确，毛泽东的发挥体现着他的独特风格，即不拘泥于理论学说。 他面对社会现实，突破苏联人小心翼翼维持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乃非对抗社会"之观念，坦率承认阶级及其对抗的存在，承认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为基本矛盾。不过，毛泽东在理论上的独特性，他的分析，实际上就此止步。他不敢触及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现实生产力性质之间的具体矛盾，只好敷衍地描述其矛盾为"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态。
有阶级，有对抗，就有"继续革命"，这才是毛泽东擅长的领域。 先前的"不断革命"，乃忽略资本主义之长期发展，在资本矛盾有所显露，或"社会主义已在世界经济中成熟"之际，支持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继续革命"则有所不同，它是以国家权力支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无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复辟"，避免其干扰、威胁"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不断革命"尚有合理之处，而"继续革命"继承了"不断革命"的不合理性，成为共产党权力实践的折射。
"继续革命"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以维护共产党专政、 国有体制支配地位为实质内容。尽管胡锦涛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理论体系"仍继承着"继续革命"衣钵。实际上，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而纳入邓小平"理论"之后的所谓"发展"、"创新"之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花样，就可以悄悄地改变对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排斥、反对的立场，似乎在表面上消除了这些后续"创新"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立场的对立。然而，"继续革命"既然延续下来，其"理论体系"内在的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就依然存在，只是这一体系实际旨在为共产党专政、国有体制作包装，其内在矛盾也就徒具理论意义而已。
不过，从毛泽东思想到江胡"创新理论"， 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合乎逻辑的发展，体现其实践特色，它们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有根本不同。
许多人在反思、批评马克思学说，无疑，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笔者以为，对马克思学说要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同样要具体分析，而且，弄清楚马克思学说之究竟，事情就好做得多了。
○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
当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时，一般的情况是， 私有经济上升为资本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生长的状态。市场经济一直在自然经济中存在着，这时，它跃居主导地位，无情地撕裂先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然而，因为有与之相应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迁，创造出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巨大空间，因而，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痛苦，在相当程度上由新的工作机会以及财富的增长而得到缓解。
在东方社会，私有制发展与西方大为不同，而国有体现为王室所有， 则根深蒂固，有强大的历史传统惯性。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要小心对待国家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于西方社会，与近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相关联，而东方社会，国家主义影响很深，它往往在社会主义思潮进入的过程中渗透进去，将其扭曲。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为法西斯主义，曾经在意大利和德国肆虐，祸及全球，形成对照的是，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看上去比法西斯温和得多，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因此，应该对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为精心地做些梳理。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 企图针对着资本矛盾显露，社会不公尖锐化的现实而谋求改良。
马克思学说也在此时出现。它立足于现实社会，借鉴辨证唯心主义， 创建辨证唯物主义，提出了历史唯物论，同时，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基于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被视为这一学说的两大发现。基于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学说认为，生产过程、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社会化趋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孕育了更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这样，马克思学说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不是基于理想、道德，而是依据社会内部的变化，由此，被视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然而，历史唯物论基于历史分析，剩余价值论基于资本主义经济（ 近现代市场经济）分析，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有待于资本主义的长期的、充分的发展，才能形成真正成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这样，马克思学说只有两大发现，在具有广泛社会政治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实际上，只有一个大体成形的理论框架，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争议，乃至误解、谬误，都多得无可胜数。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大体如下：
■基于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而成，而资本主义本身，则在其全部潜力释放之前，不会被新社会取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脱胎于"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之资本主义社会，它消灭阶级，成为无阶级、非对抗的社会。
马克思等人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 因而一度支持有着布朗基主义色彩的"不断革命"论，其合理性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要求得自身的政治发展和组织发展，从"自在"状态发展到"自为"状态，进而，成长为社会的管理者。然而，"不断革命"忽略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其实质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具有发展社会主义之空想性质的巨大危险。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这一观念。经过这一变化，科学社会主义即与"经济发展状况是否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相联系，社会主义革命，则确定为"多数人的革命"。
■基于剩余价值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乃依据现实的经济变化： 资本追逐剩余价值，致使必要劳动的比例逐渐下降，在自动化生产体系生产的财富面前，逐渐地不成比例，于是，剩余劳动成为劳动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科学的应用，劳动者逐渐退出直接生产过程，而闲暇时间增加则促使他们发展对时间的支配能力，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成为必要，自由支配时间逐渐造就人们全面发展的素质。这一基本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劳动异化为价值，就失去其合理性，则资本主义因为"创新式毁灭"而崩溃，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具商品性，不再是市场经济。
各种生产方式都要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是基本经济规律， 即劳动之规律。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劳动的分配及其比例（或曰资源配置）。在近现代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为剩余价值规律，亦即，社会以追求、实现剩余价值而配置资源。
未来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同样为"按一定比例"之经济， 其比例实现的方式，是社会以"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调节经济，亦即，新的劳动规律之形式将在经济中展开。
■资本主义是由其最大限度的发展而走向其自身毁灭，" 剥夺剥夺者"的所有制革命，是适应社会化趋势的革命手段。
当股份制也无法解决资本的矛盾，" 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但它"不是冲突的解决"，只是"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资本主义着眼于全球市场，其本性使它推动市场经济全球化，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更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它以全球化为前提。它的革命，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
■共产党是工人政党之一。它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体现者"， 在工人运动中始终代表运动之未来，它没有不同于工人利益的特殊利益。
■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消亡。在过渡时期，胜利的工人可以" 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因此，即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也仅仅适用于过渡时期， 一旦成为长期专政，国家作为"祸害"的本性，就必然使其从阶级专政蜕化为党专政，甚至个人专政。同时，国家的本性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它本能地要压抑"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之增长，本能地会诱导新一代人屈从于它的控制，压抑他们追求"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的冲动与热情。
应该说，这只是一个基本框架。可以看到， 它基于马克思学说之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形成基本的理论判断，而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乃至于革命的过程，都只限于一般的论述。马克思等人，在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能对未来社会有很具体的预测、判断，更谈不上具体的规定和设计。
不过，对于未来革命过程中的国家的作用， 经典论述中有明确的限制，体现着马克思学说对国家作用的警惕。
恩格斯曾指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 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而科学社会主义则认为，即使"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之预言是正确的，其具体过程，仍有待于资本主义之长期发展之后方能展开。马克思学说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已经"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相反，当时的现实发展程度，恰恰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明确承认了自己先前的错误。这意味着，工人政党与工人阶级都必须正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现实趋势，不可以幻想以马克思学说的力量就可以"征服世界"，更不可以幻想以国家的力量就可以"制造"出社会主义来。
这对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现代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阶段，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列强无瑕东顾，民族资本有了一个黄金般的发展。然而，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节制资本"观念深入人心，而市场经济，也因为民族资本在各种力量的重压之下显得生性软弱，在战乱之中历尽艰难。红色政权结束了战乱，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于新民主主义，其关键在于，正视现代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阶段，在政治革命胜利之后展开经济革命。然而，新民主主义反而被放弃，以所有制改造击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国有体制下被压抑于立锥之地，辗转求生而已。
很明显，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之处， 在于忽略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国家之力发动所有制改造，走向了国家社会主义。
直到1990年代，以1980年代的改革为基础， 同时在市场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之下，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式接受市场经济。这时，中共坚持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帽子，坚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于是，"国退民进"如狂潮般呼啸而起，而国有经济凭着国家财政实力持续增长而持续进行大规模投资，悄悄地酝酿着"国进民退"反击态势。进入到新世纪，这一潜流以其积聚起来的极其巨大的力量，终于成了气候，从经济领域蔓延开来，以其特有的方式扭曲市场化进程。
中国历代社会有长期国有传统，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之数十年里，国有体制发展为一个庞然大物，同时，近现代以来，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难以抗拒，更恰逢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一波一波地涌来，中国这一东方大国，不可能长期将其排斥在国门之外。国有体制下发展国有经济之势仍然强劲，而以民营为基本要求的市场经济，更是铺天盖地而来，于是，私有化的趋势，就成为社会进入现代市场经济长期发展阶段时的一个必然趋势。
只是，从国有到私有的转化，在世界经济史中， 是一种极为独特的进程。苏联解体后，俄国私有化之中，依恃权力博弈而出现了寡头经济，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也在悄悄展开──因为国有体制仍相对完整，这里同样是权力渗透其中，而且拜经济持续高增长之赐，
权贵私有化弄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堪称世界之奇迹。
○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特色
显然，中国共产党所谓"社会主义"实践， 在上述基本框架的各个基本点上，都与科学社会主义针锋相对：
──它坚持少数人（共产党）带领多数人革命的"不断革命"模式， 以为仅凭它们掌握的那些实为教条的"真理"，就可以征服世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造起人间天堂。
──它在缺乏社会主义改造之经济必然性的现实中， 以国有取代私有的所有制"革命"冒充为社会主义革命，以政府控制的中央计划，试图取代市场调节。
──它坚持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它在股份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环境中， 建立起国有体制及其计划体制，将其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体制，以行政控制与垄断，压抑市场经济发展。
──它自诩具有"先进性"，实则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即为了自身一党之存在，实施党禁、报禁，为了自身一党之执政地位，坚持将国家军队视为"党军"，其它政党只能接受"阉割"即甘于不得竞争执政的"参政党"方可存在。
──它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存在与控制， 坚持不断加强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即不受民众制约的党政官僚体制，以及镇压民众的常备军和警察体制，同时，坚持压制公民权利，迫使社会中的新生代习惯于专制传统，对全球性的"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成长趋势感觉陌生。这样，它的"社会主义"成为对抗性阶级社会，其"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为党专政，并时常出现个人专政。
如此全面、尖锐的对立，使得中国共产党无法正视马克思学说， 它不得不辩解，它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努力将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国情。这纯粹是诡辩。
把一种理论学说"中国化"，与实际结合， 应该是秉持该理论学说之基本精神，根据具体情况，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对理论则作必要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当然要在理论上予以说明和论证。但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这样做。它是自行其是，将自己杜撰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称其为"创新理论"，纯属欺世盗名。
可以看到，这种全面、尖锐的对立，其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 那么，就来具体地看看，马克思学说对国家问题的基本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
首先，国家在消亡之中，但是它既然存在， 就依然依其本性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是一种祸害。马克思学说对国家的警惕，就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共凌驾于国家、社会之上，因为它本身已经国家化，它的党政官僚机器，成为新型的专制国家机器，因而，共产党支配一切，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特殊表现。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专制之下，国有传统根深蒂固。 中共对此蛮不在乎，不但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国有体制的基础之上，而且持续煽动国家崇拜，迫使民众将国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形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有制的传统观念。
相比之下，尽管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严重错误， 但他对国家的祸害，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列宁在1920年12月30日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演说中明确指出，
"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即使是工人自己的国家，也同样会侵犯工人的利益，马克思学说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可怜的中国共产党，对此可以说一无所知，或者，也可以说它故意装糊涂。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样的简略提法有其道理， 但并不确切，特别对于中国这样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国家，会形成严重的误解。
马克思学说认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那么，这种矛盾运动，会引出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从以下这些论述，应该注意其中与共产党宣传有很大差别的涵义：
──" 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 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是体现人类自由的经济。 它是一种由社会有意识地调节的自由经济，这种调节，是有计划的调节。所有这些规定性，不是来自于人们的愿望或理想，不是根据人类的道德要求，它们是体现着人们自己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性质。
市场经济，"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 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是，正是在这种形态下，创造性的劳动逐渐成为主导，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样，就为人们创造更高的自由经济，奠定了基础。这种比市场经济更高的自由经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马克思那时还无法说得清楚。即使到了今天，互联网显示出它的独特的自由特性，人们也还是难以确切地把握这种未来之自由经济，不过，人们面前毕竟是模糊地展现出某些东西了。
其实，马克思学说之所谓"社会所有"，也是很模糊的概念。 马克思等人论述了适应社会化趋势而将出现社会所有，同时又说，将重建个人所有制。这意味着，未来之社会所有，究竟是单一还是多元，恐怕马克思等人本来就是更倾向于后者，而非前者。然而，这却成为共产党理论界理解马克思学说的一大难点。人们倾向于把"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解为个人占有生活资料，以便符合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的教条，但是，生活资料的私有制根本用不着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去重建，它一直是存在的。
社会所有，是适应生产社会化趋势的一种变革， 马克思等人预言了这一变革，但他们不会愚蠢到去论述这一变革的具体过程。因此，不可以简单地把单一公有制视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看法是，归根到底，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应该看到，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表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谓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区别，所谓社会所有与私有之区别，都会随之变化。
至于共产党，它是以所有制革命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据， 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它们本来就不大在乎。更荒唐的是，它们实际的看法恰恰与马克思学说相反，是要求生产力适应它们的"先进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依照共产党的宣传， 计划调节就意味着由国家计划机关来调节，即使借鉴西方经验，也是由计划、财政、央行等机构推行"宏观调控"，国家主导无庸置疑。囿于中国社会的国家专制传统的影响，御用学者们看来难以想象，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之外，还能有什么社会组织可以独立地存在。但是，马克思学说确认的是，"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种组织是社会组织，可以是自由的企业，可以是非政府组织；代表国家的政府机构恰恰是最不可能参与其中，否则，何不直接说"国家的有计划的调节"，岂不是省了许多事。恩格斯说得很明白，"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由国家机构专职掌握计划职能，意味着社会本身的计划能力还不够，也就还没有"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中共的国家机器本能地喜欢压制自由企业， 力图将它们作为政府计划控制下的一个个"车间"，同时，它本能地喜欢压制非政府组织，将它们作为政府机构控制下的不伦不类的组织。这样，用不着别人来抹黑，实际上它是自己在竭力表明，国家是个祸害，这个祸害阻碍自由，阻碍社会发展，阻碍市场经济孕育出社会主义──它唯恐人们，特别是新生代的人们，"有能力把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因此，当人们高呼"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时候， 应该注意，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很模糊，而国有体制，不仅是很确切的概念，更是坚强有力的现实。实际上，权贵私有化大行其道、人们惊呼"国有资产流失"之时，也正是国有经济积蓄力量，进而扭转"国退民进"之改革趋势，"国进民退"之势呼啸而起之日。正视这一现实，就可以看到，权贵私有化在中国社会流行开来，正因为它是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的一种副产品──正如中国历史上专制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一样，恰恰表明了它的支配地位根深蒂固，表现出它本身具有相当的弹性或包容性。
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念念不忘的是国家的垄断和控制，两者根本不同。
○长期发展中的两大趋向
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在近现代市场经济长期发展中， 走得极为艰难。
当欧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长期发展阶段时，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 不断革命"论。他们在倾注心血于资本经济研究的同时，支持工人政党参与议会政治，并着手修正暴力革命原则。考茨基遵循这一政治思想路线，断言"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这意味着，革命的发生有其客观性，乃社会之经济、政治现实酝酿而成，工人政党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动革命。
更重要的是，考茨基修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将其与" 纯粹民主"相联系。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归结为马克思使用的"一个词"，乃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毕竟只是一个过渡：用考茨基的话总结马克思的思想，它是一种"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也就是说，经过"纯粹民主"高度发展，才能经由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保证这种专政作为阶级，限制暴力的使用，避免其蜕化为党专政或个人专政。此后，普列汉诺夫更进一步，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性。
但是，考茨基迫于政治现实的压力，未能完全避免"不断革命" 式的思维。他宣布进入"革命的新时代"，实际上是力图表现出反对改良主义的激进姿态，而这也就使他缺乏真正的力量反对"不断革命"的复活。
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尖锐地批评马克思学说、摆出"全面修正" 架势的伯恩施坦，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说法，即"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似乎他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现实有更深刻的意识，而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理论权威考茨基，顺着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不断革命"的思路做了许多努力，他却反而宣布了"革命的新时代"。
对否定"不断革命"这一变化很陌生的列宁，视考茨基为" 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他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进而为保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地位，不惜解散立宪会议，后来再发展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禁止派别。尽管列宁在基本的历史顺序、工人革命的全球性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仍坚持马克思学说原理，而且在晚年以其"政治遗嘱"努力扭转局势，但他奠定的专政格局，恰恰因为俄国缺乏"纯粹民主"发展而不可避免地蜕变，埋下了后来苏联帝国解体的伏笔。
激进的实践，终于还是被迫顺应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潮流。 这一历史的脉络已大体清晰。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社会，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摸索，现代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阶段，现在是更为清晰了。
或者说，现在的中国， 仍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阶段上经历着坎坷。
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中存在了数千年。到近代， 近现代市场经济展开之际，中国在发展中落后了，或者说，如顾准所论，长期宗法专制的社会，使得中国难以自发地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鸦片战争以后，经过曲折历程，到1980年代，市场化进程再次启动。到19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迫于市场化之大势，正式改变了敌视市场化的立场和态度，而到新世纪的开始之际，中国承诺接受全球通行的市场规则，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样，不论中国社会的现实究竟如何定义， 中国实际上是以其特殊的矛盾状态，在现代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阶段上行进。
这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向，逐渐地清晰起来，这就是， 经济的私有化（或民营化、股份化），政治的民主化。
最近发生的吉林通钢改制重组事件，可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 这一事件中，工人奋起抗争，而且他们只有高举起维护国有的旗帜，才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一事件展现了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之艰难。事件过程中，国有企业管理层对经营权的控制，国有企业供应链、利益链的韧性，都深藏在事变表面的现象后面，只有深入的调查才可以窥其一二。
更应该看到，目前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千年古城苏州， 其市委书记近年来已有多位升为省市或中央之高官，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即为其中之一，而推测起来，中共很可能是希望这样做可以将苏州地方官服务企业、倾听企业心声的风气带到东北吉林。据《财经》杂志调查，通钢改制的操作力图避免"黑箱交易"，追求"阳光改制"，是很明显的。即使如此，通钢改制受到通钢管理层有力抵制，更因工人抗议、出现恶性事件而受挫。
可见，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的排斥， 工人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积聚的不满情绪，乃其体制顽症。这种情况下，越是追求"阳光改制"而避免权力交易，就越是让矛盾暴露出来，其成功几率反而越低。
相反，权力交易下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目前之主流， 最有成功之把握──因为权力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矛盾压下去，可以把那些关键细节及其信息隐藏在幕后，把命运攸关的最大群体即企业员工排斥在交易之外。
倘若维持现有体制不变，亦即国有体制居于支配地位， 其依靠财政与银行而扩张的冲动，不断扩张国有经济规模，不断有国有企业需要改制，而政治体制压抑公民权利，工会农会等一切非政府组织都附属于政府，劳动群众仍为"一盘散沙"，则国有企业改革视通钢之"阳光改制"为畏途，只能循着权力交易的捷径走下去。
通钢事件表明，民间资本，如北京建龙集团， 已经壮大到有相当的实力参与交易。不过，"国进民退"之浪潮汹涌澎湃，建龙集团不仅在通钢失利。前不久，央企宝钢集团与宁波建龙钢铁签署重组协议，宝钢收购宁钢56.1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致使建龙集团失去了对宁波钢铁的控制权。那边股份被收购，这边高管被人打死，重组国企中止，民间资本显然正处于低谷。
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劳工何时能够突破体制束缚而有相应的发展。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私有化之较为合理地推进，与民主化的发展， 两者密切相关。
私有化，是一个比较通行的概念或说法。也许， 以股份化来表述似乎更为理想，因为股份制度的设计与规则，可以适应较高程度的社会化；它在运行中，可以逐渐地使得私有以及国有成为一具外壳，内里则是社会化企业成长起来。
国有企业改为公司，往往并非真正改制。国有银行纷纷上市， 其公司治理有相当改善；它们或许不再听命于政府，但其对贷款规模的依赖依旧，不顾风险的放贷冲动依旧，坏帐增多仍只能依赖政府剥离其不良资产，同时，鲜少金融创新冲动。这样的国有企业，其赢利能力、经营业绩往往取决于其行政垄断的程度，因而最大的变化不是企业自由发展和创新的冲动，而是管理层之高薪酬迅速向国际大公司靠近，联带地员工薪酬也有一定提高，一旦遇到风浪，则管理层能保住自身利益，员工却作为企业负担被抛给社会。
因此，私有化或许不具多少理想色彩，然而， 国有企业改制是发展中真正的难点，而私有化在现实中是真正有力的趋势。
不过，私有化不意味着可以自然地生长出自由资本主义。 中共在1970年代后期的特定条件下，迫于现实压力而实行改革开放，并循着改革的市场化逻辑，走向接纳市场经济。这时，改革的图画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来的。改革开放的既定舞台，是中共一党专政和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
土地承包的大潮，为农民争得了土地经营权， 但未能动摇实质为国有的土权制度，反而经过改革之初的宪法修订，进而将城市土地归为国有。国有体制力量的这一实质性加强，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处于维护国有经济的宪法原则、国有土地产权的包围之中，举步维艰，只有权力运作才可以打开局面。
横看成岭侧成峰。 一面是国有资产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权力运作中流失，一面是国家财政在经济增长的支撑下持续投资建设，使国有经济规模扩大，实力增强，也在吞噬民间资本。这样来看，国有资本扩张，致使有必要重组的国有企业不断出现，而权力运作也就有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即使纯属民间资本之"私事"，权力介入也毫不客气，例如武汉中级法院最近驳回民营产业投资公司信中利集团重整民营东星航空方案，裁定东星航空破产清算，理由之一居然是"缺乏国资监督部门同意的批复意见"，就是绝妙之举。于是，在国有体制的支配下展开市场化，不可避免地生长出权贵资本主义的怪胎。
权力在现实中强劲有力，然而它只做不说， 哺育着权贵资本主义茁壮成长。若要改变这种局面，实际上只能是民间资本更多地参与其中，逐渐生长出抗衡权贵私有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制走市场化之路，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其一统天下掺进了"沙子"，才可能有真正的改制，而这样的改制，实际意味着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的根本变革。
权贵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里纠缠在一起。前者， 吞噬国有资产而自肥，并以其强势垄断资源与市场，压迫后者，而后者如水银泻地般发展起来，但迫于前者压力，往往不能不显露出依附权势的劣根性，同时也多有"血汗工厂"，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特征。
民营企业在改革中再度出现，是市场中富有活力的群体。 它们已经逐渐发展壮大，雄心勃勃地进入汽车、航空、钢铁、能源及装备制造等各个行业。就企业制度而言，即使它们号称（股份）公司，其实质多为家族企业。大陆的商学院为这些企业提供的发展药方，是实行"两权分离"，鼓励创业企业家们聘用职业经理人，实现职业化管理，同时对其后代提供培训服务，以便他们接班之后引导企业更规范地发展。但是，已经有许多企业家反对这一思路。他们认为，在创业企业家主导下，实行管理层、骨干员工持股，使管理权和分配方式一定程度上社会化，是民营企业规范发展的真正出路。这样实践，无论是否聘用职业经理人，也无论接掌权力的是家族后代成员还是非家族成员，都可以在企业制度框架内平稳变化。应该说，这一引起众多企业家关注的争论有其现实的意义。它表明，民营企业有其自身的活力，不仅表现于技术创新和营销，也表现于企业制度。毕竟，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自己走向比较规范的股份公司，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
自由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处于一种竞争与合作兼有的状态── 它以自由竞争之本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权贵资本主义，然而它在专制权力支配下生性软弱，为求生存与发展，会本能地寻求与权贵资本合作，求得权力的庇护。
自由资本主义目前处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卵翼之下， 就象市场经济曾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卵翼下一样。中共的权力地位和专制立场不改变，这种局面就很难改变，不过，自由资本主义有无穷的发展潜力，它的竞争本性、创新能力，非国有经济可比。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体现的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与权贵经济可谓尖锐对立。因此，就长期发展而言，对权贵资本主义不利。
在它们身旁站着的，是劳动者群体。劳资矛盾的状态， 在企业界呈现出多种状态。外资中较为规范的企业，员工在其激励制度下工作与生活，敬业精神、创新意愿和收入水平，都表明其内部关系之相对和谐。与其相对的是许多"血汗工厂"，劳资关系紧张，而工人之无组织状态，明显地使他们处于无助的境遇。另外一极，是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员工收入畸高，实为工人贵族，是劳资关系的一种扭曲的表现。三极之间，许多企业处于中间状态。总的来看，除"血汗工厂"外，民营企业之劳资矛盾尚罩有一层温情的面纱，因为这些企业在生存压力下更须同舟共济，老板与员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为命运共同体。
形成对照的是，工人与国有资本之间的矛盾， 在共产党政治观念的控制下，一向是处于潜在的状态，没有多少充分发展的空间。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或者反过来，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都使得国有体制的真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的雇佣关系更为清晰。工人们披着"国有"战袍为"国有"而战的状态，不会长久持续下去，他们终究要现实地正视私有化的现实性，终究要现实地面对自己的民主化需求。
○与公民社会对立
"继续革命"起源于凭借国家权力推行激进社会改造，现在， 迫于市场化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抛弃了"继续革命"的那种执著于社会主义的左倾革命精神，依恃权力的本质仍维持不变。于是，它不可避免地、不顾廉耻地向右翼政党蜕化，在维护经济增长、维护稳定大局的名义下，行维持其一党专政之实。
昔日，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政府曾祭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尚且须经帝国国会通过，有效期最初在三年，后四次延长，但使其成为永久性法律的努力失败，终于在12年后因最后期满失效，以失败告终。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拒绝民主政治改革，其专制已登峰造极。近年来，国内社会矛盾呈现尖锐化态势，中共高层仍顽固坚持专政立场，公开表态反西式民主、反多党制、反三权分立，批判普世价值，执意与公民社会为敌。
然而，中共有其灵活性。只要其一党专政地位可以维持， 它可以接受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接受资本主义复兴，甚至很热衷于使资本家阶层成为其社会基础。既然如此，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权贵资本主义对它更为有利，它不会反对这一怪胎。表面上，它会做做"反腐败"的动作，抑制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何况它有本事将"反腐败"发展为其权力斗争的工具。
不过，它这样一边蜕化，一边还自诩"先进性"， 就越来越显得可笑了。
其实，1957年"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右派"的表现， 就已经表现出公民社会的意志，尽管其表现很犹豫、很小心，甚至很隐讳，却毕竟是在表现，而毛泽东的中共，立刻就从中嗅出了"轮流执政"的政治意味，顿时翻脸，凶狠地撕下了先前的所有伪善之伪装。
中共的准则是，不容许出现对其权威的挑战。它可以容忍" 民主党派"存在，与其长期共存，条件是这些"党派"必须接受阉割，不得争取执政，只能服从它的领导。在中苏两党论战中，中共批评苏共以"老子党"自居，视兄弟党为"儿子党"，实际上它自己对国内其它党派，比苏共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权利尽管受到压制， 还是顽强地以能够表现的一切方式表现出来。"文革"的造反组织，乃至八九民运，无论"奉命造反"还是比较自主之行为，其最基本的驱动力，是民众对于言论与组织行为的权利要求。
同样，国有资产在改革中被吞噬，被重组为权贵资本， 权力如此肆无忌惮，实乃公民权利在改革中仍遭"四项基本原则"压制的恶果。在计划体制下，政府掌管财政投资与计划调节，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掌管国有资产重组改制，同时，政府敌视所有的社会自组织的迹象，将其扼杀于摇篮而后快。政府主导的立法，将非政府组织（NGO）置于附属于政府的地位，受政府管辖，使得NGO在中国社会难以合法生存，人们也就难以想象，对市场的调节可以由NGO参与其中。公民权利沦为空中楼阁，在现实中形同废纸。这样，共产党专政与权贵资本主义，实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一体两面，与市场化进程中自然生长的公民社会对立。
○与生产力发展对立
这一对立，体现着社会的基本矛盾， 亦即国有体制与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活跃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六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刚刚从长期战乱中走出来， 工业化进程再度恢复。这时的生产力的性质，社会化程度很低，中共趁此机会建立起它的共产专制帝国，应该说算是它的运气。
毛泽东以其政治智慧大展宏图，创造出中华专制的晚年辉煌， 殊属难得。然而，中共集团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以相当粗暴的方式推进工业化，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致使社会生产力以一种类似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对抗形态发展，近三十年来，则顺应市场经济全球化之潮流，转到一种较为自由、更为开放的轨道之上。这样，无论中共如何冥顽不化地坚持其一党专政，它的"文革"失败实际上导致其先前的"反右"也终于以失败告终，连带地使其政治运动方式丧尽民心。这一系列失败，造就了历史性的机会，于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就撞开了专制的锁链。
或许，到"文革"结束，不知不觉之间，已时来运转， 命运之神不再眷顾中共了。
改革开放之初，即出现以欧美为发源地的新技术革命， 后来更发展为迅猛席卷全球的互联网浪潮，而在中国，一时之间，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交互激荡，开放与进步冲击着社会，传统观念渐渐地被抛到了一边。民间的呐喊在八九民运中爆发出来，保守的中共高层手足无措，即使与五四时代的北洋政府相比也更显其愚昧、粗野。"六四"镇压之后，中共鼓动"闷声发大财"，催生权贵资本主义，罔顾环境生态代价推动经济增长，表面上成功化解了危机，甚至实现了他们的"中兴"，看上去与镇压太平天国后满清的"中兴"有几分类似，不过，满清皇室尚且敢于重用汉人官僚，保守的中共高层却只认利益，只认奴才。
这样保守、腐朽的党政官僚集团， 很为自己英明决断接受市场经济而自豪，也很为自己专制之下的市场经济释放出其能量而得意。如此"无知者无畏"，可谓历史悠久，传统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忽略生产力性质的社会"改造"为起点，构造出"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社会制度的矛盾"，然后加以修饰，包装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是，它也许不会想到，那两位德国思想家的幽灵，正在默默地对它微笑，新的经济变化，正在为它准备坟墓。
归根到底，社会生产力的性质更具决定作用。
人们看得很清楚，今日之生产力，其本性为自由、开放、多元化、 自组织，其社会化之表现，已不仅限于流水线之共同生产，不仅限于个别工厂、个别行业的组织计划。生产与消费的界线日益模糊，金融体系、资本与要素市场相互交叉覆盖全球，全球市场的形成，体现着生产力之社会化的高度发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经济的动向。前些年， 当互联网浪潮涌现之际，人们为之激动，因为互联网显示出改变商业模式的趋势和力量。现在人们看到的是，这种变化，正在深入地发展着。
举例而言，据有关分析，新的商业模式已经出现──从外包（ Outsourcing），到开源（Open-sourcing），现在，是众包（Crowdsourcing）时代的来临。所谓众包，指的是，把传统上由内部员工或外部承包商所做的工作，外包给一个大型的、没有清晰界限的群体去做。这种做法其实早就出现过，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出现了新的"生产条件"亦即新的平台，众包方式达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因素。依靠互联网的平台，以众包的方式经营，等级体系就演变为网络化体系，而这种网络化已超出技术层面的网络意义，形成为企业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网络和社会关系的网络。这样，以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提出的企业定义而言，网络协作深入展开，新的技术平台系统地降低企业内外的互动成本，而企业本身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有趣的是，这里也有集中，即真正的集思广益──集中群体的智慧， 是以人们自主、自愿、平等、自由的方式，乃"民主的集中"，与中共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完全不同。这分明体现着新的生产力的性质，其中"社会人而非企业人"的深刻变化，尤具革命性的意义。
显然，企业之存在与否，或如何存在，正在起着变化。当然， 各行业情况不同，不太可能所有行业将来都如此变化，但相应的变化可能会遍及所有行业，甚至，市场的存在，或者其存在方式，也可能出现相应变化。这样来思考，则一旦市场变化扬弃了劳动异化为价值这一现实，市场经济就会出现根本性变化，这样，即使市场长存，但新的经济形态就会取代迄今的市场经济。
这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根本无法想象的变化，同时， 这也正是马克思学说所面对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变化。
既然认定"发展是硬道理"，那么， 中国共产党不能不竭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同时，尽管它在网络上肆意挖掘那些沟沟壑壑，倾力筑起那些丑陋的土围、寨墙，毕竟只能阻碍、延缓而无法根本阻止网络经济的推进，无法制止这种推进引起的深刻变化。世人都看到，为了它那表面的"稳定"，它殚精竭虑，它竭尽其能，而付出的代价是，在网络世界中被人蔑视、厌恶，它的网络控制力量只能沦为网络世界之异类。
"三个代表"在网络世界里显出了原形。在实体世界里， 中共以GDP增长为硬道理，与资本的"创新式毁灭"有几分类似，所不同的是，它与自由资本主义对立，其硬道理对社会危害更大得多。
中共顽固之极，却极力摆出"与时俱进"姿态，高唱"三个代表"、 "以人为本"，侈谈"科学发展"。看来，它对社会发展之大势，实际上多少心里有数，不能不尽力包装自己，以求鱼目混珠，然而，终究是内里保守专制，内外之间，形成鲜明对照。它坚持认为生产力落后于它的"先进制度"，坚持了数十年了，到现在，工业化进程在市场化推动下大有进展，新的变化突显出现实生产力对开放、自由的追求，这对它而言可就大势不妙也哉。
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已经声称其社会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 而现实中，它经不起"公开性"、"新思维"冲击，沦落到悍然发动政变的地步，终究无法避免全面崩溃的命运。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控制和运用政治权力堪称世界一流，而且自恃财力雄厚，敢于抗衡自由世界，以专制下的中国"和谐社会"示范全球之"和谐世界"。那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究竟如何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成了全世界瞩目的事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寿命几何，还很难具体预测，不过， 网络中很清晰地传出了一个声音，"匿名网民"的声音：
"明天的太阳不会照耀那些恐惧明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