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衡：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1927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澧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1956年调回北大历史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为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 邹衡主要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
1946年我高中毕业，1947年沿着长江考了三次大学，首先是在武汉，接着到南京，然后又到上海考，在上海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我住宿、上学都在宣武门一座两三层高的房子里，到二年级的时候才去了红楼。开始的时候我上的是法律系，因为这个系费用由政府全包，不用自己花钱。我觉得专业课及格很容易，所以经常听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课。胡适虽然是校长，但他开了很多课，胡适讲课脑子很清楚，很幽默，学问也好，基本不看讲稿，学生对他都很崇拜。我听过他的三门课：历史、哲学、与历史有关系的地理（讲的《水经注》）。地理课没讲完，胡适就离开北平了，1949年1月的时候，北平解放了。
1949年下半年，我对法律越来越没有兴趣，因为很崇拜郭沫若，就转到了历史系。毕业后，我又读了三年考古专业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老师有郭宝钧、裴文中、夏鼐、向达等人，我的指导老师郭宝钧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之一。当时，搞考古的，全国只有十多个人，北大的研究生只有7个人，其中有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朱光召。
研究生期间，我在郑州做了两年多商代遗址发掘研究，此外，还在洛阳待了半年多时间，挖了很多墓。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目标也更清楚了，我做研究生是带着问题去的。之前，我已经确定要解决郭沫若在历史学上没有解决的三大问题，为它奋斗一辈子也在所不惜。郭沫若走的路子是通过文献来研究，但这个方法无法解决，我就想走另外一条道路--考古学。
第一大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之前，郭沫若认为是从商朝开始的。而大家习惯性的说法是5000年，这个影响很大。我30多年前提出，商朝的首都在郑州，但很多人都不同意。直到1997年，学术界一百多人在河南开了一个会，才肯定我的观点是对的。根据我的考古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商朝后期开始的，距今近400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最早有一个夏朝，但是，否认的人不仅在国外有很多，在国内学者中也有不少。顾颉刚认为禹是一个虫子，他没有否认夏朝存在，但也没有承认。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没有完全解决。二三十年前我曾提出观点，夏朝确实存在，但很多学者认为我所说的那些夏朝文物其实是商朝的。不过到了1997年后，国内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我当年提出的观点了。
第三个问题是，郭沫若一直没有看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这样，以前的历史就难以确定。我后来发掘出了周武王以前的大量铜器，但非常遗憾，郭沫若这时已经病危了。
《中国史稿》事件，"郭沫若"抄了我的讲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兰州做助教，而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向都比我好，所以我很有情绪。1956年年底，北大把我调回了历史系考古专业，我在这里一直待到现在。回来以后，北大很重视我，因为当时搞考古的人特别少。可惜好景不长，运动开始了，我带学生去考古，工作刚做完，学生就说，我们要批判，就开始批我这个白专典型。"文革"期间，我还被打为"漏网右派"。
1961、196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概在那两年，郭沫若出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史稿》。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他亲自写的，而是中国科学院集合了十几个左翼专家写的。我当时在给学生上课，就给他们开了一些参考书，其中就有《中国史稿》。结果有两个学生就对我说："邹先生，别的书可以参考，但《中国史稿》就不必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学者的著作肯定没有问题，就问他们原因。学生就说，这本书我们看了，有很多与你发的讲义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讲义。我完全不相信学生的话，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绝不会抄我的讲义，就把这本书与我的讲义对照一看，我越看越吃惊，有一二十万字与我的讲义完全一样。
我当即向总支书记汇报，他又向副校长兼系主任翦伯赞汇报。翦伯赞当时十分生气，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凭自己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郭沫若，他还嘱咐我们不要将此事闹大，然后向校长陆平汇报。三天以后，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国科学院十多个人开车来到翦伯赞家，向他表示道歉，并保证再版时该书一定会全部重写。
正在这时，"三家村"事件出来了，翦伯赞也受到批判。结果，在"文革"中历史系有四十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我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给我罗列的罪名是"给翦伯赞提供材料"。我当时就想，这回活不了了，恐怕要被枪毙。那时我只有三十多岁，刚检查出来有心脏病。在"文革"中，又被他们说成"个人主义"：你为什么要对翦伯赞说你的讲义被抄？无非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嘛，抄了就抄了，有什么了不起？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太厉害了。
就这样，一直批了我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