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8-19 12:53:00作者：朱瑞（加拿大）
和几位朋友去卢梭故居的路上，曹长青推着沉重的行李，走在我的前面。汗水透过他的衬衫，在背上湿了一片。“长青，你这就回美国吗？”我问。“不，”他看着蔡咏梅大姐（香港《开放》杂志编辑）和瑞典来的小乔，“这是她们的行李，一会儿，她们直接坐火车离开。”天气不算热，凉风从日内瓦湖上阵阵吹来，但是，长青仍在流汗。
走出卢梭故居后，几位赶火车的人匆匆地离开了，剩下陈破空、张菁女士、仁钦曲塔（华盛顿《瞭望西藏》主编）以及长青和我，悠闲地走在狭长而古老的小街上。这是日内瓦，2009年8月8日的午后，汉藏会议刚刚结束。
“长青，你怎么理解中共对西藏的所谓优惠政策？”我问。
“西藏是不是得到了优惠，是不是真地实现了自治，只有藏人自己知道。像一双鞋，穿在你的脚上，别人看着再好，再合适，没有用，只有你的脚知道挤不挤，舒不舒服。”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藏命运的？”我又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对西藏问题感兴趣，主要是一无所知，共产党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凡是共产党的说法都要画个问号。1994年，达赖喇嘛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演讲，我和我太太商量，如果有机会对达赖喇嘛进行采访，给当时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让更多华人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样的机会怎么会轮到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大的声望。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就给达赖喇嘛住纽约办事处写了一封英文信。当时，我们没有抱任何希望；在美国，那么多的华文记者，美国主流记者，电视、电台，都在等着采访达赖喇嘛，怎么可能轮到我们两个不是正式记者的记者呢？可是，我们收到了回信，还是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办公室的回信！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两位中国兄弟姐妹的采访；说，这个采访本来安排给了美国著名的女主播黛安娜．索伊欧，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我想，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达赖喇嘛希望把他的声音传给中国。那时达赖喇嘛就有了与汉民族沟通的想法，也就是这次会议的想法，那是1994年。取消黛安娜．索伊欧的采访是不容易的，那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当红女主播。
●西藏曾是个独立国家
“我和我太太马上开始了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我们找到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中、英文书籍，我太太懂日文，日文又拿来看。看了以后，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仅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一段时间，甚至把中国的首都长安都占领了，迫使唐朝签订了协议，还立了一个碑，承诺彼此不再侵犯，那个碑现在还在，那是最有力的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见证。就是后来中国和西藏发生关系，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州、省和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是特殊的关系，叫番属。什么是番属呢，就是我给你精神力量，你尊重我达赖喇嘛，尊重我们的宗教权威，这样，你境内的佛教徒，就会顺从皇帝，国家稳定。五世达赖喇嘛曾见过顺治皇帝。当时，顺治皇帝甚至要出城四十里迎接，但一些汉人大臣提出了异议，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以打猎为名，路遇，偶然在路上遇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皇帝这样礼遇过下面的郡长？后来，清朝末期，赵尔丰曾率兵不足二千打进西藏，但是，辛亥革命暴发，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清朝的残兵败将彻底赶了出来。
“作为一个知识人，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要尊重真实，传播真实，所以，我们就更加渴望采访达赖喇嘛，想请教这一段历史；另外，中共在西藏的殖民统治，这一点，很多汉人都不愿意承认，想回避，汉民族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告诉中国人，要结束专制，尊重藏人的政治选择权和自决权。
●达赖喇嘛的真诚
“达赖喇嘛给我们的第一印像就非常好。一进去，他就攥住了我们两人的手，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屋子。我们的手，从来都没有被人这么长时间地、热情地、热烈地、真诚地攥过。一瞬间，你就感到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平等对待你的人，你就有一份感动。当时我和我太太都有点紧张，达赖喇嘛立刻看了出来，我们在往他身上别麦克风的时候，他一再说，‘慢慢来，慢慢来’，非常替人着想。我们说，‘问什么，有限制吗？’达赖喇嘛说，‘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后来，我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差不多一万字，在《世界日报》整版发了出来，那可能是华人世界第一篇详细介绍达赖喇嘛，以及中共在西藏如何殖民统治的文章。”
“题目叫什么？”我问。
“《纽约访达赖喇嘛》，但后来《世界日报》改了标题为《达赖喇嘛：活着的上帝》。”
●不能用NOTHING 攻击SOMETHING
“到前面坐船去吧！”陈破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看不出坐船和走路有什么不同，我不坐。”我说。“坐上船你就知道了，这儿毕竟是日内瓦湖，不是你东北家乡的松花江。”陈破空顽强地坚持着，张菁女士和仁钦曲塔也跃跃欲试，我只得跟大家一起坐船。不过，我看着长青：“一会儿回旅馆，吃完晚饭，我还要继续听你的故事。”
晚饭后，我和长青来到宾馆的前厅，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我们选了一张燃着蜡烛的木桌，坐下了。
“那可能是华人世界中，对达赖喇嘛专访比较长的一篇文章，15年以前的事了。” 长青立刻谈了起来，“后来我就想，应该再写一些理论文章，因为那是一篇专访，有些内容还特意想让读者有兴趣，这样，我就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这是第二篇你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我吃惊了。
“就是。”
“很敏锐啊！”我感叹着。
“那篇文章在民运的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到了中国人要向藏人道歉。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欺负过的国家，反过来，十三亿又欺负那样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民族，中国人在被历史审判的时候，应该忏悔，你没有阻止，沉默也是一种参与！
“那年的圣诞节，1994年，是在一位民运人士家度过的。我去的时候，屋子里已坐了很多人，全体都要跟我谈话，很激烈，不像过圣诞节，倒像在开我的批斗会，大家憋了一肚子的火。我说，关于西藏的书你们看过哪些？有没有看过美国人、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藏人写的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中国官方写西藏的书，比如，有一个人公开地说，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个作者是谁了，我一时忘了？”
“牙含章吗？”我问。
“就是。关于坐床啦，选灵童啦，吴忠信啦，有一点参考价值。”
“那不过是一本垃圾。”我倒出了心中的隐患。
“当然。不过，就是这样一本书，完全为了政府宣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我说你们看过没有？没有。牙含章是谁？也不知道。我说，那你看，你们用什么反驳我呢？总不能用NOTHING 来攻击SOMETHING。总不能用0来对付1、2、3、4。我说，你们的状态我理解，我们都对西藏的认识有限，但是，我不会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时候，就去自信地批评别人，我更不会重复中共的话，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男人为什么不自信
“生活中，没有哪个人会特别地把戴在手上的戒指，指给大家，说，‘这是我的，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当一份财产，被特别强调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说。
“是啊，我们说欢迎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就说明人家原来不在你的怀抱，你没有抱着人家。我又说，西藏的人权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要支持西藏的人权。再说，独立是他们的社会权利，他们有选择权。波多黎各要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全民公投通过后，还要美国国会批准。薛伟说过，‘结婚需要两方同意，离婚单方就可以完成。’你把藏人打这样，欺负成这样，还不允许人家逃？中国男人最没有自信，最怯懦，要女人的脚裹小，裹烂，裹臭，再也跑不了，自己却弄好几个。西方男人是非常自信的，我让你的脚长大，越大越好，你可以跑，但是，最后，你不跑，那才叫有本事！我的一个长辈亲戚，就是小脚，是裹臭裹烂，在烂和臭的过程中，长在一起，那是极为残酷的慢性的刑罚。”
“瞧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我笑了起来。
“你不知道，朱瑞，你真是好运气，如果在那个时代，以你的性格，手也得给你裹起来。”
“这个，可以想象……”我长久地笑着。
“而且不是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是整整十五代以上，一直到清朝末期，才决定不裹了。今天的中国问题，是文化出了毛病。人种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人种有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出现奥斯维辛。你的孩子出生在外国，尽管长着东方面孔，但是，精神上可以完全是西方的。中国文化两千年，八千年，什么用也没有，如果不提供人的自由，尊严，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文化提供了我们什么？群体，家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服从丈夫，丈夫服从家族，家族服从社会，社会服从朝廷，朝廷服从皇帝，不管多大多小的皇帝，都要为他下跪；最后一个皇帝才三岁半，动不动就尿裤子，下边那些留辫子的学士们，还在下跪。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下跪，张艺谋在跪，余秋雨在跪，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胡锦涛不再尿裤子了。”
“你的思索，长青，很深哪……”我越过长青的肩头，看着前方。
●免费喝西藏没污染的雪水
“你温家宝怎么能跟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民选总理）相比呢？！桑东仁波切的这些知识，单说佛学，讲话不用稿子，你温家宝就无法企及。人家那么自信，面对多少挑战，都不会激动、不会生气。你再看你那些人，那些无能的小男人，坐在那里，就张艺谋还算英雄呢，我看连条狗熊也不如。真正的英雄，是放开你的脚，让你跑你也不跑，你的心在向往，你在尊崇。达赖喇嘛靠什么？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金钱，可是，全世界都在支持他。有一次，达赖喇嘛说，请帮助我们吧，只是，我们什么也不能给予你，不过，有一天，西藏自由了，我们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水最干净，到时候，免费给你们喝。尽管是开玩笑，却让人心酸。”长青停了下来，看着别处，好一会儿，又说：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当时那些要和我辩论、火气很大的人，现在都在千万百计想见达赖喇嘛，转而支持西藏人权了，他们不见得支持西藏独立，但是，支持西藏人权。他们变化了。
●作为中国人的耻辱和责任
“现在，支持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很高兴。所以，这次跟达赖喇嘛照相我没有去。我们要的不是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是要你真正看到他们的苦难，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从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我是一个自由人，而自由人的对立面就是野蛮人。中国人，只是一个地域，血缘的概念。只有当我看到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欺负别人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耻辱，感到有一份责任时……”长青的泪水终于没有忍住，滴落了下来。
“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长久地握着我的手，不说话……”长青停了下来，擦着眼睛，“后来，达赖喇嘛身边的一个生活秘书，曾是僧人，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打交道，他们骗我们……和共产党打交道，还是骗我们……我对中国人绝望了……开始我们接到消息说，你要来，我不相信还有你这样的中国人，后来，我看了贡噶扎西翻译的你的文章，接触了你，才燃起了我对中国人的希望……’”
“如果说有一份自私的话，我就想，过了若干年，中国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十三亿中国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种族，总得有一些人有一点人性吧，哪怕只有一个，起码让藏人知道，你们这些人不都是禽兽，从这一点说，我强调我是中国人……”长青哽咽着。
我也擦着眼睛，我不能不流泪。
“跟有些人谈不通，跟你能谈得通……因为你住过西藏，又去过达兰萨拉，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艰难……”长青继续着，不看我，而是看着手里被泪水浸湿的餐巾纸，”后来，我在达兰萨拉呆了许多天，我看到那些翻过雪山从境内西藏逃出来的藏人，他们不会说藏文，但会中文，看过我的文章，对我很热情。我为几千名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大家都哭了。再后来，我去了南部班加洛。两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7、8个小时的汽车，最后，又租了一个很颠簸的那种蹦蹦车，好长时间，才到难民营。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当地藏人妇女协会去了几十个人，我采访时，哭成一片，说我是他们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记者……”长青再次停下了，烛光昏暗，我们都无休无止地流着泪。
●结婚，离婚，单身，要人家自己决定
“回来后，我写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文章，告诉世界，告诉所有的人西藏的苦难。又约了一些人，共同编了一本书《中国知识分子论西藏》，我做主编，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又译成了英文、日文，藏人又译成藏文，都出版了。”
“你现在写的不多了？”我看着长青，这位质朴的、善良而不断自省的中国北方男人，从此，将成为我无话不说的朋友。
“近年我写的比较少。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赞成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走不通。跟专制谋求民主，就像在沙漠期待绿洲，不存在。”
“中间道路，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否则，西藏文化会更加迅速地被灭绝。”我解释着。
“我理解，他也觉得没有路可走。但是，作为我的理念，又不能违心的同意。不过，我还是写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后来，达赖喇嘛见到我时说，‘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达赖喇嘛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你这个中国人却主张西藏独立。’
“我所有的关于西藏的文章，都坚持两个原则，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因为西藏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个，坚持尊重西藏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结婚，离婚，单身，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尊重这个民族的自决权，我认为个人权利大于一切。
●有什么样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政府
“达赖喇嘛说汉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给中国人很多的赞誉。其实，我们太不伟大了，不说别的，伊拉克在选举，阿富汗那些蒙面女人在投票，印度尼西亚，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再次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国家稳定，经济过去增长4%，去年达到6%；中国人不如印度尼西亚，不如阿富汗、伊拉克、新加坡、台湾……没有投票权，就是政治奴隶！中国人是世上最要脸的人，结果是最不要脸面的。今天，中共政权的存在，就是中国人的无知和怯懦，是中国人的耻辱。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哪里的民主是赐给的？
“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就配一个专制政权。十三亿人口，中国知识分子按照群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体，几千万人，在西藏问题上，哪怕只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一句人话，不求你说得很高，只说一句人话，行吗？你欺负了人家这么长时间，就代表中国人，向人家道歉，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人家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宗教，语言，连容貌都不一样，这是能看到的。
●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
“文化不是仅仅你喜欢穿旗袍，他喜欢穿西装，是思想的价值。有的人喜欢吃垃圾食品，有的人喜欢吃健康食品，这是饮食价值；思想也有一个价值，有的人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人就喜欢自由、生命、尊严；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的就是后面的这些资源。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金发、白皮肤，是人家开始的那个价值——《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哪个群体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军事、经济、国土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而在中国，提倡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健康的个人，哪有强大的国家？十三亿是什么，都是0，不管有多少0，加起来最后还是0。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就看这个国家对弱者的态度，中国男人最能欺负弱者，西方的文化恰恰体现出照顾弱者，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在中国，对自己的女性都不尊重，邓玉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怎么能尊重藏人的权利呢？
● “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西藏人，不仅受政治压迫，还有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在《北京之春》遇到一位藏人，他曾在四川医学院读书，跟我谈到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我说，‘请给我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教授提一个问题，别人都没有答上，我答上了，那个教授，他是汉人，表扬了我，说：你看，连他都答上来了’。这种事，到处都是。
“我出生在中国，只有当我应该承担一份群体性的道德责任时，才强调我是中国人。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我们一样的被抓起来了，他们没有熬过来，我熬过来了，我的幸存，是一种负罪。这是非常高的境界，也更加人性，这是我从中得到的教育启示。我没有很大的力量，只不过会写一点文字，我要把我知道的告诉其它的人，不管他们说些什么，就是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完稿于2009年8月15日星期六
（编者注：朱瑞，黑龙江人，小说作家，后调到拉萨，任《西藏文学》编辑，居藏多年。她曾前往印度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发表多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导和专文。现旅居加拿大，专事写作。更多文章请看其博客：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
走出卢梭故居后，几位赶火车的人匆匆地离开了，剩下陈破空、张菁女士、仁钦曲塔（华盛顿《瞭望西藏》主编）以及长青和我，悠闲地走在狭长而古老的小街上。这是日内瓦，2009年8月8日的午后，汉藏会议刚刚结束。
“长青，你怎么理解中共对西藏的所谓优惠政策？”我问。
“西藏是不是得到了优惠，是不是真地实现了自治，只有藏人自己知道。像一双鞋，穿在你的脚上，别人看着再好，再合适，没有用，只有你的脚知道挤不挤，舒不舒服。”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藏命运的？”我又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对西藏问题感兴趣，主要是一无所知，共产党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凡是共产党的说法都要画个问号。1994年，达赖喇嘛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演讲，我和我太太商量，如果有机会对达赖喇嘛进行采访，给当时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让更多华人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样的机会怎么会轮到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大的声望。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就给达赖喇嘛住纽约办事处写了一封英文信。当时，我们没有抱任何希望；在美国，那么多的华文记者，美国主流记者，电视、电台，都在等着采访达赖喇嘛，怎么可能轮到我们两个不是正式记者的记者呢？可是，我们收到了回信，还是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办公室的回信！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两位中国兄弟姐妹的采访；说，这个采访本来安排给了美国著名的女主播黛安娜．索伊欧，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我想，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达赖喇嘛希望把他的声音传给中国。那时达赖喇嘛就有了与汉民族沟通的想法，也就是这次会议的想法，那是1994年。取消黛安娜．索伊欧的采访是不容易的，那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当红女主播。
●西藏曾是个独立国家
“我和我太太马上开始了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我们找到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中、英文书籍，我太太懂日文，日文又拿来看。看了以后，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仅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一段时间，甚至把中国的首都长安都占领了，迫使唐朝签订了协议，还立了一个碑，承诺彼此不再侵犯，那个碑现在还在，那是最有力的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见证。就是后来中国和西藏发生关系，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州、省和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是特殊的关系，叫番属。什么是番属呢，就是我给你精神力量，你尊重我达赖喇嘛，尊重我们的宗教权威，这样，你境内的佛教徒，就会顺从皇帝，国家稳定。五世达赖喇嘛曾见过顺治皇帝。当时，顺治皇帝甚至要出城四十里迎接，但一些汉人大臣提出了异议，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以打猎为名，路遇，偶然在路上遇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皇帝这样礼遇过下面的郡长？后来，清朝末期，赵尔丰曾率兵不足二千打进西藏，但是，辛亥革命暴发，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清朝的残兵败将彻底赶了出来。
“作为一个知识人，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要尊重真实，传播真实，所以，我们就更加渴望采访达赖喇嘛，想请教这一段历史；另外，中共在西藏的殖民统治，这一点，很多汉人都不愿意承认，想回避，汉民族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告诉中国人，要结束专制，尊重藏人的政治选择权和自决权。
●达赖喇嘛的真诚
“达赖喇嘛给我们的第一印像就非常好。一进去，他就攥住了我们两人的手，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屋子。我们的手，从来都没有被人这么长时间地、热情地、热烈地、真诚地攥过。一瞬间，你就感到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平等对待你的人，你就有一份感动。当时我和我太太都有点紧张，达赖喇嘛立刻看了出来，我们在往他身上别麦克风的时候，他一再说，‘慢慢来，慢慢来’，非常替人着想。我们说，‘问什么，有限制吗？’达赖喇嘛说，‘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后来，我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差不多一万字，在《世界日报》整版发了出来，那可能是华人世界第一篇详细介绍达赖喇嘛，以及中共在西藏如何殖民统治的文章。”
“题目叫什么？”我问。
“《纽约访达赖喇嘛》，但后来《世界日报》改了标题为《达赖喇嘛：活着的上帝》。”
●不能用NOTHING 攻击SOMETHING
“到前面坐船去吧！”陈破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看不出坐船和走路有什么不同，我不坐。”我说。“坐上船你就知道了，这儿毕竟是日内瓦湖，不是你东北家乡的松花江。”陈破空顽强地坚持着，张菁女士和仁钦曲塔也跃跃欲试，我只得跟大家一起坐船。不过，我看着长青：“一会儿回旅馆，吃完晚饭，我还要继续听你的故事。”
晚饭后，我和长青来到宾馆的前厅，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我们选了一张燃着蜡烛的木桌，坐下了。
“那可能是华人世界中，对达赖喇嘛专访比较长的一篇文章，15年以前的事了。” 长青立刻谈了起来，“后来我就想，应该再写一些理论文章，因为那是一篇专访，有些内容还特意想让读者有兴趣，这样，我就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这是第二篇你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我吃惊了。
“就是。”
“很敏锐啊！”我感叹着。
“那篇文章在民运的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到了中国人要向藏人道歉。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欺负过的国家，反过来，十三亿又欺负那样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民族，中国人在被历史审判的时候，应该忏悔，你没有阻止，沉默也是一种参与！
“那年的圣诞节，1994年，是在一位民运人士家度过的。我去的时候，屋子里已坐了很多人，全体都要跟我谈话，很激烈，不像过圣诞节，倒像在开我的批斗会，大家憋了一肚子的火。我说，关于西藏的书你们看过哪些？有没有看过美国人、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藏人写的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中国官方写西藏的书，比如，有一个人公开地说，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个作者是谁了，我一时忘了？”
“牙含章吗？”我问。
“就是。关于坐床啦，选灵童啦，吴忠信啦，有一点参考价值。”
“那不过是一本垃圾。”我倒出了心中的隐患。
“当然。不过，就是这样一本书，完全为了政府宣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我说你们看过没有？没有。牙含章是谁？也不知道。我说，那你看，你们用什么反驳我呢？总不能用NOTHING 来攻击SOMETHING。总不能用0来对付1、2、3、4。我说，你们的状态我理解，我们都对西藏的认识有限，但是，我不会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时候，就去自信地批评别人，我更不会重复中共的话，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男人为什么不自信
“生活中，没有哪个人会特别地把戴在手上的戒指，指给大家，说，‘这是我的，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当一份财产，被特别强调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说。
“是啊，我们说欢迎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就说明人家原来不在你的怀抱，你没有抱着人家。我又说，西藏的人权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要支持西藏的人权。再说，独立是他们的社会权利，他们有选择权。波多黎各要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全民公投通过后，还要美国国会批准。薛伟说过，‘结婚需要两方同意，离婚单方就可以完成。’你把藏人打这样，欺负成这样，还不允许人家逃？中国男人最没有自信，最怯懦，要女人的脚裹小，裹烂，裹臭，再也跑不了，自己却弄好几个。西方男人是非常自信的，我让你的脚长大，越大越好，你可以跑，但是，最后，你不跑，那才叫有本事！我的一个长辈亲戚，就是小脚，是裹臭裹烂，在烂和臭的过程中，长在一起，那是极为残酷的慢性的刑罚。”
“瞧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我笑了起来。
“你不知道，朱瑞，你真是好运气，如果在那个时代，以你的性格，手也得给你裹起来。”
“这个，可以想象……”我长久地笑着。
“而且不是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是整整十五代以上，一直到清朝末期，才决定不裹了。今天的中国问题，是文化出了毛病。人种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人种有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出现奥斯维辛。你的孩子出生在外国，尽管长着东方面孔，但是，精神上可以完全是西方的。中国文化两千年，八千年，什么用也没有，如果不提供人的自由，尊严，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文化提供了我们什么？群体，家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服从丈夫，丈夫服从家族，家族服从社会，社会服从朝廷，朝廷服从皇帝，不管多大多小的皇帝，都要为他下跪；最后一个皇帝才三岁半，动不动就尿裤子，下边那些留辫子的学士们，还在下跪。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下跪，张艺谋在跪，余秋雨在跪，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胡锦涛不再尿裤子了。”
“你的思索，长青，很深哪……”我越过长青的肩头，看着前方。
●免费喝西藏没污染的雪水
“你温家宝怎么能跟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民选总理）相比呢？！桑东仁波切的这些知识，单说佛学，讲话不用稿子，你温家宝就无法企及。人家那么自信，面对多少挑战，都不会激动、不会生气。你再看你那些人，那些无能的小男人，坐在那里，就张艺谋还算英雄呢，我看连条狗熊也不如。真正的英雄，是放开你的脚，让你跑你也不跑，你的心在向往，你在尊崇。达赖喇嘛靠什么？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金钱，可是，全世界都在支持他。有一次，达赖喇嘛说，请帮助我们吧，只是，我们什么也不能给予你，不过，有一天，西藏自由了，我们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水最干净，到时候，免费给你们喝。尽管是开玩笑，却让人心酸。”长青停了下来，看着别处，好一会儿，又说：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当时那些要和我辩论、火气很大的人，现在都在千万百计想见达赖喇嘛，转而支持西藏人权了，他们不见得支持西藏独立，但是，支持西藏人权。他们变化了。
●作为中国人的耻辱和责任
“现在，支持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很高兴。所以，这次跟达赖喇嘛照相我没有去。我们要的不是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是要你真正看到他们的苦难，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从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我是一个自由人，而自由人的对立面就是野蛮人。中国人，只是一个地域，血缘的概念。只有当我看到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欺负别人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耻辱，感到有一份责任时……”长青的泪水终于没有忍住，滴落了下来。
“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长久地握着我的手，不说话……”长青停了下来，擦着眼睛，“后来，达赖喇嘛身边的一个生活秘书，曾是僧人，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打交道，他们骗我们……和共产党打交道，还是骗我们……我对中国人绝望了……开始我们接到消息说，你要来，我不相信还有你这样的中国人，后来，我看了贡噶扎西翻译的你的文章，接触了你，才燃起了我对中国人的希望……’”
“如果说有一份自私的话，我就想，过了若干年，中国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十三亿中国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种族，总得有一些人有一点人性吧，哪怕只有一个，起码让藏人知道，你们这些人不都是禽兽，从这一点说，我强调我是中国人……”长青哽咽着。
我也擦着眼睛，我不能不流泪。
“跟有些人谈不通，跟你能谈得通……因为你住过西藏，又去过达兰萨拉，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艰难……”长青继续着，不看我，而是看着手里被泪水浸湿的餐巾纸，”后来，我在达兰萨拉呆了许多天，我看到那些翻过雪山从境内西藏逃出来的藏人，他们不会说藏文，但会中文，看过我的文章，对我很热情。我为几千名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大家都哭了。再后来，我去了南部班加洛。两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7、8个小时的汽车，最后，又租了一个很颠簸的那种蹦蹦车，好长时间，才到难民营。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当地藏人妇女协会去了几十个人，我采访时，哭成一片，说我是他们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记者……”长青再次停下了，烛光昏暗，我们都无休无止地流着泪。
●结婚，离婚，单身，要人家自己决定
“回来后，我写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文章，告诉世界，告诉所有的人西藏的苦难。又约了一些人，共同编了一本书《中国知识分子论西藏》，我做主编，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又译成了英文、日文，藏人又译成藏文，都出版了。”
“你现在写的不多了？”我看着长青，这位质朴的、善良而不断自省的中国北方男人，从此，将成为我无话不说的朋友。
“近年我写的比较少。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赞成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走不通。跟专制谋求民主，就像在沙漠期待绿洲，不存在。”
“中间道路，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否则，西藏文化会更加迅速地被灭绝。”我解释着。
“我理解，他也觉得没有路可走。但是，作为我的理念，又不能违心的同意。不过，我还是写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后来，达赖喇嘛见到我时说，‘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达赖喇嘛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你这个中国人却主张西藏独立。’
“我所有的关于西藏的文章，都坚持两个原则，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因为西藏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个，坚持尊重西藏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结婚，离婚，单身，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尊重这个民族的自决权，我认为个人权利大于一切。
●有什么样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政府
“达赖喇嘛说汉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给中国人很多的赞誉。其实，我们太不伟大了，不说别的，伊拉克在选举，阿富汗那些蒙面女人在投票，印度尼西亚，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再次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国家稳定，经济过去增长4%，去年达到6%；中国人不如印度尼西亚，不如阿富汗、伊拉克、新加坡、台湾……没有投票权，就是政治奴隶！中国人是世上最要脸的人，结果是最不要脸面的。今天，中共政权的存在，就是中国人的无知和怯懦，是中国人的耻辱。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哪里的民主是赐给的？
“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就配一个专制政权。十三亿人口，中国知识分子按照群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体，几千万人，在西藏问题上，哪怕只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一句人话，不求你说得很高，只说一句人话，行吗？你欺负了人家这么长时间，就代表中国人，向人家道歉，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人家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宗教，语言，连容貌都不一样，这是能看到的。
●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
“文化不是仅仅你喜欢穿旗袍，他喜欢穿西装，是思想的价值。有的人喜欢吃垃圾食品，有的人喜欢吃健康食品，这是饮食价值；思想也有一个价值，有的人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人就喜欢自由、生命、尊严；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的就是后面的这些资源。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金发、白皮肤，是人家开始的那个价值——《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哪个群体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军事、经济、国土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而在中国，提倡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健康的个人，哪有强大的国家？十三亿是什么，都是0，不管有多少0，加起来最后还是0。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就看这个国家对弱者的态度，中国男人最能欺负弱者，西方的文化恰恰体现出照顾弱者，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在中国，对自己的女性都不尊重，邓玉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怎么能尊重藏人的权利呢？
● “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西藏人，不仅受政治压迫，还有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在《北京之春》遇到一位藏人，他曾在四川医学院读书，跟我谈到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我说，‘请给我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教授提一个问题，别人都没有答上，我答上了，那个教授，他是汉人，表扬了我，说：你看，连他都答上来了’。这种事，到处都是。
“我出生在中国，只有当我应该承担一份群体性的道德责任时，才强调我是中国人。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我们一样的被抓起来了，他们没有熬过来，我熬过来了，我的幸存，是一种负罪。这是非常高的境界，也更加人性，这是我从中得到的教育启示。我没有很大的力量，只不过会写一点文字，我要把我知道的告诉其它的人，不管他们说些什么，就是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完稿于2009年8月15日星期六
（编者注：朱瑞，黑龙江人，小说作家，后调到拉萨，任《西藏文学》编辑，居藏多年。她曾前往印度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发表多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导和专文。现旅居加拿大，专事写作。更多文章请看其博客：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