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秀玲，56岁，女，天津静海人，原北京人，因设籍问题于80年开始上访，她是属于典型文革受害者，父母亲于1967年3月16日被捕，罪名是“里通外国”，原因是其父母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泰国政府，信中提到中国“国富民穷”，因为这样一句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其父亲在监狱服刑12年。其父亲毋潮平原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而她母亲被捕时已怀有8个月身孕。当时才12岁的毋秀玲开始身兼母职的带着弟妹生活，靠检拾垃圾、煤渣维生，生活苦不堪言。
其后姐弟三人随父母被下放到四川农村，78年毋秀玲开始帮其父母申诉，79年父母被平反，连同弟妹得以回到北京生活，唯有她因为已婚不能回到北京恢复原籍。对此，她认为没有道理，既然父母都已获得平反，因何她还不能恢复原籍。她表示自己是受到株连才离开北京，如今父母都已得到平反，即便父母有罪，她也无罪，更何况都已获得平反，她觉得难以服气，此一事也。
命运之神似乎对她并不眷顾，05年她的女儿只升丹被山东人拐骗，后不明原因死亡，她表示女儿“被伪造交通事故死”，她不服判决为此再度上访，请求查明真正死因，并希望能传唤涉案人张元、孙景生、范广振，以及另一名不知姓名的同伙。然而，所获得的只有更多的伤害。
她表示：“走在上访这条艰辛的道路上，真难啊！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们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就因为我这个上访，我遭到家人不理解，而且在上访的路上多次遭到政府的打压、拘留、拘禁。”
“最可恨的就是08年7月21日夜里，我在北京，我7月10日停止上访，我被他们多次打压，身体已经完了。我在北京娘家住，我有暂住证，还有出入证，在北京居住我是合法公民，而且我在北京是走正常窗口上访，我是依法上访，我没有半点违法的地方，他们却用催泪弹想置我于死地。”
听到这里，我感到不可置信，但又完全能理解，不可置信的是为什么中共的政权要用这样的武器对付一个妇女；能够理解的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
她继续说到：“全国有8千万进京上访人员，我是第一个被用催泪弹的，别的有的被送精神病院、打毒针，或者是打骂，这些很多，用催泪弹，我是首例，我查阅了资料，催泪弹这个东西杀伤力相当强，他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可是老天爷帮我，没让我死，祂认为我冤还没申，祂不让我死。”
毋秀玲表示自己只是个合法上访的妇女，政府的工作人员却用这种手段对付她，天理何在，政府整天讲的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些话到底说给谁听？做一个政府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一面唱着好听的歌曲，一面把老百姓置于死地，这是什么意思呢？
谈着她所遭到的种种屈辱与残害，她感叹父母为国家付出了，自己却成为一个牺牲品。她说：“父亲是铁道兵，到处修铁路；母亲过去是火车上的播音员，我一出生就把我放到托儿所，我三岁了，她上托儿所去看我，想把我带回家里，我说我没有妈。她们为了国家，为了工作，为了国家的建设，父亲为国家建设三条铁路，根本就没有假日、休息，主要就是为国家建设。”
“到文化大革命，父母双双入狱，我带着妹妹、弟弟支撑了这个家，我捡破烂、捡煤渣，在丰台铁道捡煤渣的时候有三次差点被火车撞死，可以说我是命大。到了四川以后，生活更艰难了，艰难到什么份上呢，就没吃没喝的，吃的是长了霉的红薯，后来为了生活父亲将我聘出去了，说是聘，实际上就是卖。因为这样，79年他们回京后，我还不能回去。”
是否这个国家欠负她太多？她说：“我从小就只有恨，恨家庭，没有得到父爱、没有得到母爱，小孩能得到的我都没有，从托儿所出来以后就上学，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关心，对家庭是一个恨。到文化大革命，父母双双入狱，对社会是一个恨；到现在，现在社会这么残害我，我对国家又是一个恨，在我的一生当中，就一个字‘恨’。”
这么多年的上访路，她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她说：“为什么造成我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政府不想给我解决问题，想置我于死地，如果我不走在上访的道路上，我也不知道共产党有黑暗的一面，现在我走在上访的道路，我才真正看到了他们所作所为的这些黑暗。这一切就是共产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