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8-11 11:52:08作者：
去年，游历香江，小住几日。所见的几件小事，让我很有感慨。
由于妻子和我是自助旅行，所以过了罗湖桥，看着团队游客跟着小红旗一条长龙似地远去了，一种举目无亲的凄凉感觉顿上心头。好在香港的边防警察虽然国语实难恭维，面目确是十分可亲，制服整洁，言姿规范，在数次耐心的咨询与指引后，我们倒也一路顺畅地走出了入境大厅。
大厅的拐角处有一个香港旅游发展局的问询站，一个小眼睛的年轻人站在那里，见到我们好奇地凑了上去，马上热情地迎了过来。得知我们是第一次到香港旅游，立刻拿出了一沓有关酒店、餐饮、购物、景点的小册子和一张很大的香港地图，把地图面向我们详细地介绍如何最快速和如何最节约地到达预定的酒店，以及当地的著名景点和购物的主要街区，最后他又像变魔术一样捻出两张观看赛马的免费门票，告诉我们今晚沙田马场就有赛事，他祝愿我们好运。
我知道无论是那些警察还是这位小伙子，他们所做的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可以猜想到处在他们那样的工作岗位，每天会被多少人问来询去，又会多少次重复同样的语言，联想起我在办理护照时，咨询处那位态度好似刚刚丢了救命盘缠的女公安，他们寻常的敬业竟令我莫名地感动起来。
没有骗钱引路的导游，一切的行程都要自己安排。我们的往来交通主要靠地铁和公共汽车，粤语不懂，人地生疏，问路自然是免不了的。而这期间，无论是中环的白领丽人、茶餐厅的收账阿婆还是大澳的垂垂老者都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力所能及，言尽其详。记得在香港地铁站第一次展开地图东张西望时，一位中年男子热情地走过来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敏感地意识到：他不是私人旅店小老板，就是黑出租司机，我们的警戒指数立刻升到了橙色。不过，他对我们的反映好像没有什么觉察，在得到我们应对刑讯式的回答后，他操起一口半生不熟的国语和大量复杂的手势开始吃力地给我们描述怎样便捷地到达上环，然后又像旅游局的小伙子一样讲述了几个主要的景点，最后干脆掏出笔在地图上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告诉我们在港期间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联系他，他会尽力提供帮助，然后在我们巨大的惊愕中匆匆地消失在人群中。还有一次，在著名的“女人街”，我们想去“大良八记”品尝垂涎已久的甜品，便向一对年轻的夫妇问路，由于附近商铺很多，道路复杂，他们抱着可爱的小女儿领我们走过四五个街区来到八记的总店，看着我们进了门才放心地原路返回去。那里的甜品的确很不错，日后每当想起那西米露的香甜，眼前就总会浮现出那对夫妇更甜美的微笑。如果说香港的地铁线路只有6条，街上的路牌也算简单准确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外地人，在香港乘坐巴士确实有点难度，香港的公共汽车是不报站名的，站牌标识也很难看懂，公交线路又多的离谱，单单一个6线就分6、6A和6X三种。一次，我们向一位小伙子询问做6X大巴去赤柱要在哪站下车，他似乎没理我们，却去看那密密麻麻的站牌，直到我们上了6X大巴的二层，他突然跳了上车来指了指我们，告诉司机他们是游客，到了站请提醒他们下车，然后又嗖地一下跳下了车。原来，他也不是十分清楚6X大巴的线路，但是他并没有推委或敷衍，而是去认真地查找站牌。想不到问路这个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的经历，在香港却变成了妻子和我美好回忆中的一道风景。
交通上的顺利使我们得以在有限的时间饱揽香港风光，去大屿山朝拜大佛那天正好是周日，前去上香的善男信女在23线巴士站前排了足足200多米的长队，那队伍弯弯曲曲的，却没有一个人试图插队，我坚信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信佛的。可是，当我们在大澳去梅窝时又随着上百米的长队，循规蹈矩地上了大巴，我知道那绝对是他们对一种秩序的尊重。正如香港的汽车在狭窄的街道上也会开的飞快，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行人会不遵守信号而乱穿马路。
周末那两天在香港的很多景区都看见过义工，他们当中有十几岁的学生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认真而积极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主要是担任当地的临时导游，为游客提供及时的帮助；再有就是利用假日协助一些残障人士到户外像平常人一样感受风与花的气息，这些人无疑是不幸的，命运没有给予他们完美的躯体，但他们也许是幸运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补偿给了他们感受光明与人性的眼睛和跨越困难和绝望的支撑。
在我离开香港的那一天，边检的警察看到我的旅游签注，立刻投来一个极灿烂的微笑，“欢迎你们再来香港”。我知道他的话是真诚的。我也知道我的回答决不是出于礼貌，我是还会再来的，但我真的希望下一次不会有同样的感慨。
我们大陆现在也有许多的大都市，有着比这里还高的大厦和宽敞无比的道路，但是去过之后，我也只是记得那些大厦与道路。而香港则不同，不尽的璀璨与繁华背后，我发现原来在这片我们称之为“水泥丛林”和“文化沙漠”的地方，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经济动物”的外衣里有着一颗颗充满勤奋、热情与责任的心，他们和我们是同祖同宗，血脉相联的骨肉同胞，他们和我们虽百年政统离散，却千年文化传承。毫无疑问，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地生活。
由于妻子和我是自助旅行，所以过了罗湖桥，看着团队游客跟着小红旗一条长龙似地远去了，一种举目无亲的凄凉感觉顿上心头。好在香港的边防警察虽然国语实难恭维，面目确是十分可亲，制服整洁，言姿规范，在数次耐心的咨询与指引后，我们倒也一路顺畅地走出了入境大厅。
大厅的拐角处有一个香港旅游发展局的问询站，一个小眼睛的年轻人站在那里，见到我们好奇地凑了上去，马上热情地迎了过来。得知我们是第一次到香港旅游，立刻拿出了一沓有关酒店、餐饮、购物、景点的小册子和一张很大的香港地图，把地图面向我们详细地介绍如何最快速和如何最节约地到达预定的酒店，以及当地的著名景点和购物的主要街区，最后他又像变魔术一样捻出两张观看赛马的免费门票，告诉我们今晚沙田马场就有赛事，他祝愿我们好运。
我知道无论是那些警察还是这位小伙子，他们所做的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可以猜想到处在他们那样的工作岗位，每天会被多少人问来询去，又会多少次重复同样的语言，联想起我在办理护照时，咨询处那位态度好似刚刚丢了救命盘缠的女公安，他们寻常的敬业竟令我莫名地感动起来。
没有骗钱引路的导游，一切的行程都要自己安排。我们的往来交通主要靠地铁和公共汽车，粤语不懂，人地生疏，问路自然是免不了的。而这期间，无论是中环的白领丽人、茶餐厅的收账阿婆还是大澳的垂垂老者都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力所能及，言尽其详。记得在香港地铁站第一次展开地图东张西望时，一位中年男子热情地走过来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敏感地意识到：他不是私人旅店小老板，就是黑出租司机，我们的警戒指数立刻升到了橙色。不过，他对我们的反映好像没有什么觉察，在得到我们应对刑讯式的回答后，他操起一口半生不熟的国语和大量复杂的手势开始吃力地给我们描述怎样便捷地到达上环，然后又像旅游局的小伙子一样讲述了几个主要的景点，最后干脆掏出笔在地图上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告诉我们在港期间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联系他，他会尽力提供帮助，然后在我们巨大的惊愕中匆匆地消失在人群中。还有一次，在著名的“女人街”，我们想去“大良八记”品尝垂涎已久的甜品，便向一对年轻的夫妇问路，由于附近商铺很多，道路复杂，他们抱着可爱的小女儿领我们走过四五个街区来到八记的总店，看着我们进了门才放心地原路返回去。那里的甜品的确很不错，日后每当想起那西米露的香甜，眼前就总会浮现出那对夫妇更甜美的微笑。如果说香港的地铁线路只有6条，街上的路牌也算简单准确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外地人，在香港乘坐巴士确实有点难度，香港的公共汽车是不报站名的，站牌标识也很难看懂，公交线路又多的离谱，单单一个6线就分6、6A和6X三种。一次，我们向一位小伙子询问做6X大巴去赤柱要在哪站下车，他似乎没理我们，却去看那密密麻麻的站牌，直到我们上了6X大巴的二层，他突然跳了上车来指了指我们，告诉司机他们是游客，到了站请提醒他们下车，然后又嗖地一下跳下了车。原来，他也不是十分清楚6X大巴的线路，但是他并没有推委或敷衍，而是去认真地查找站牌。想不到问路这个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的经历，在香港却变成了妻子和我美好回忆中的一道风景。
交通上的顺利使我们得以在有限的时间饱揽香港风光，去大屿山朝拜大佛那天正好是周日，前去上香的善男信女在23线巴士站前排了足足200多米的长队，那队伍弯弯曲曲的，却没有一个人试图插队，我坚信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信佛的。可是，当我们在大澳去梅窝时又随着上百米的长队，循规蹈矩地上了大巴，我知道那绝对是他们对一种秩序的尊重。正如香港的汽车在狭窄的街道上也会开的飞快，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行人会不遵守信号而乱穿马路。
周末那两天在香港的很多景区都看见过义工，他们当中有十几岁的学生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认真而积极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主要是担任当地的临时导游，为游客提供及时的帮助；再有就是利用假日协助一些残障人士到户外像平常人一样感受风与花的气息，这些人无疑是不幸的，命运没有给予他们完美的躯体，但他们也许是幸运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补偿给了他们感受光明与人性的眼睛和跨越困难和绝望的支撑。
在我离开香港的那一天，边检的警察看到我的旅游签注，立刻投来一个极灿烂的微笑，“欢迎你们再来香港”。我知道他的话是真诚的。我也知道我的回答决不是出于礼貌，我是还会再来的，但我真的希望下一次不会有同样的感慨。
我们大陆现在也有许多的大都市，有着比这里还高的大厦和宽敞无比的道路，但是去过之后，我也只是记得那些大厦与道路。而香港则不同，不尽的璀璨与繁华背后，我发现原来在这片我们称之为“水泥丛林”和“文化沙漠”的地方，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经济动物”的外衣里有着一颗颗充满勤奋、热情与责任的心，他们和我们是同祖同宗，血脉相联的骨肉同胞，他们和我们虽百年政统离散，却千年文化传承。毫无疑问，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