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生，石首事件烽火未冷，7月5日晚，新疆乌鲁木齐市又发生暴力群体冲突。此据官方报道，事件已造成156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数百辆车辆被毁，财产损失巨大。这是继去年3月西藏暴力群体事件之后，中国又一引起国际咂舌的大规模群体冲突事件。新华社引述当地公安消息来源说，周日的事件发生以来，当局动用了两万多名武警、特警和武警消防部队。公安、武警已经在重点区域设立了关卡，周边地区也设立检查哨堵截官方所说的"暴徒"。
周一，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并称这起事件是由"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受到三股势力煽动的"、"敌人的分裂破坏活动"。“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不法分子上街游行集会示威事件，在个别地方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混杂其中围观。”党喉舌人民日报7月7日立即发表了气势汹汹的评论员文章《严厉打击暴力犯罪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文章称：“这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这种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要迅速行动起来，以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维护社会稳定。”
日前，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表示，现已有上千维吾尔人被捕，他们呼吁从7日起，全球各地的维吾尔团体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对广东韶关维汉群殴事件的不公正处理，以及对乌鲁木齐和平示威群众的镇压。
此事件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评论，联合国以及多个国家周一都呼吁政府尊重民权，保持节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呼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冲突；美国政府对死人事件深表遗憾，其国务院发言人还说，我们希望各方保持节制；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强调尊重人权的重要性；英国则呼吁中国当局以及参与骚乱者对话，其首相发言人说，英国对新疆发生的事件非常忧虑；国际大赦组织也为此呼吁中国调查新疆事件真相，释放和平示威民众。国际性的主流媒体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当局指责境外势力的手法同去年3月处理西藏抗议骚乱的手法相同。
此事件的发生，应是维汉两族的共同不幸。本文谴责这起违反最基本人权，剥夺无辜民众生命与财产的暴力活动，并向事件中不幸死去的无辜生命表示十分的惋惜与沉痛的哀悼。其实无论是维吾尔人还是汉人，生命都是同等珍贵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追问导致这次事件发生的真相与官方的责任。我们不能接受官方又一次以“敌对势力”与“不明真相”为遁词而推卸政府责任。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的管理者与秩序的维护者，在你的眼皮之下发生如此生命与财产的惨重损失，你首先不是检讨自己的责任而是抢先推诿责任给“三股势力煽动的"和"敌人的分裂破坏活动"以及群众的“不明真相”。那么政府在其中的所扮演的脚色又是什么？
世所共知，中国政府有垄断信息资源的绝对权力与高科技预警系统，对群体事件防范未然一直是政府一再强调的“维稳”目标。政府此次为何要让维汉两族矛盾积蓄成灾再出面弹压，酿成如此悲剧？对此，港媒苹果日报撰文指出“从去年的拉萨事件，到近日的乌鲁木齐事件，中共当局的处理手法如出一辙，一样可以概括为三部曲：第一，封锁消息，平民得不到安全警示；第二，在冲突升级后，强力镇压；第三，在镇压之后，将骚乱归咎境外势力的煽动、指挥。在这三部曲中，人们看到的是政府无意与准备抗议的藏人或维人进行对话，无意把握化解冲突升级的机会，无意履行保护平民安全的责任，反而似有意藉平民的伤亡，进一步指控他们心目中的海外敌对势力。”
我们从眼下媒体已公布出的资料看，这次“7•5”事件冲突的发生，绝不仅仅是民族问题，也体现了当地官方和民间的官民冲突。特别是边疆地区和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官僚的收入与平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在新疆这种偏远地区越来越悬殊，加之政府处理民族矛盾政策的失败与社会腐败不公等多种诱因。由这种种诱因纠缠在一起所爆发出的冲突，其主要责任当然是在官方。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处理民族矛盾和阳光、民主，深受民众拥戴的好政府，“少数人”会煽动起多数人的暴力发泄吗？
记得去年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大胆批评政府说，“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新华社《瞭望》杂志也曾为此特别刊发了《评群体性事件：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的文章，痛批政府“寻找敌人”。该文认为：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文章特别指出：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正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综上，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后首先寻找“敌人破坏”、“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敌对势力幕后指使策划”等等说辞，是其推诿责任的一贯手法，现在连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接受，更何况国际舆论与民间立场了。
今年是中共军队"和平解放"新疆60周年。若不是当年王震在新疆大开杀戒，导致新疆人对汉族人的敌视积怨颇深，和中共建制后强行推行大汉族模式的“自治区”民族政策埋下苦果，能有今天的悲剧发生吗？如今新疆人与汉族人关系形同水火，如此对立，广东韶关所发生的冲突不过是导火索而已。这标志着中共的“大一统”民族政策的失败，因此怪不得谁在煽动。领导不是总教导群众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所以本文的结论是：新疆“7•5”事件政府难辞其咎。刚好“内蒙人权保卫同盟”的主席席海明日前谈到新疆暴力冲突爆发原因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说：“从我读到的材料和看到的情况来分析，中共直接有责任，它把事件挑成这种地步。北京方面的说法是海外敌对势力和疆独势力挑拨的。广东韶关的维、汉冲突，如果真有强奸的案情，当局满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样就不会发生两个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所以从事件一开始，当局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