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医不同，中医很早就认识到人的身心是一体的。中医有"七情"之说，即以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情。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灵枢》又云："喜乐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在中医看来，没有一颗健康的心，就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对此，宋代大儒朱熹注释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之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大家知道化学里有"中和"一说，就是从这里来的。PH值为7时正好是中性，越往上碱性越强，越往下酸性越强。所谓的"中和"，就是让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对冲"，从而达到中性，也就是既不呈酸性，又不呈碱性。
《中庸》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精神的喜怒哀乐就相当于物质的酸甜苦辣，相当于化学中的酸性和碱性。当人的内心淡泊宁静，没有喜怒哀乐的时候，就相当于没有酸甜苦辣的平淡，也相当于没有酸性或碱性的中性。这就叫做"中"。
而当人的内心呈现出喜怒哀乐，却又加以节制的时候，就相当于产生了淡淡的酸甜苦辣的味道，或相当于呈现出弱酸性或弱碱性。这就叫做"和"。
那么儒家为什么要提倡中和呢？《中庸》是这么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对此朱熹注释道："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先解释一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体"和"用"这两个概念。以水为例，水本身是"体"，我们用水来浇灌庄稼，那就是"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 是第一性的，而"用"是第二性的，是根据"体"所具备的某种特性来加以运用，从而达到特定的目地。还是那个水的例子，之所以用水来浇灌庄稼，是因为生命起源于水，水具有润泽万物、维系生命之功效。
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道"，大致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所谓的"真理"，是宇宙万物众生所赖以存在、活动和作用的法则，也就是法学概念中的"永恒法"。
道家以"太极"作为"道"的标志。太极是由阴阳两种物质构成的。道家认为，道成天地、道生万物，因此万事万物中都有阴阳。那么阴阳太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道家又有"无极生太极"之说。无极，那就是连阴阳都没有了。当然也就没有了喜怒哀乐，没有了甜酸苦辣，也没有了酸性和碱性，那就是《中庸》所谓的 "中"。这个"中"虽然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可它却是"天下之大本也"。
"本"字从木，《说文》解释为"树下曰本"。原意为树木在地下的树根部分。虽然我们看不到树木在地下的部分，然而没有这部分我们所看不到的"根本 "也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树木，无论这树有多高大。因此按照《中庸》的观点，如果把整个天下视为一颗大树，那么这个"中"就是这棵大树深埋于地下的，我们所看不见的根部。没有这个"中"，也就没有整个天下。朱熹认为，这个"中"就是天命之性，就是道之体。
然而只有道之体还不行，还要有道之用，那就是"和"。因为"中"这个状态，无喜怒哀乐，无酸甜苦辣，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声色香味触法，仿佛是不发生任何作用的，是一种无极、混沌的状态。于是，要有光，要有红黄蓝白，要有酸甜苦辣，要有地水火风，要有日月星辰，要有山川林谷，要有飞禽走兽，要有喜怒哀乐，要有让宇宙生机勃勃，让众生活得有滋有味的一切。《中庸》将此表述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形象地说就是光有清水不行，整天只喝清水谁也受不了。需要加入各种作料、各种调料，再一煲，就是一罐鲜美的靓汤。那为什么儒家要强调"发而皆中节 "呢？就是任何一种调料你都不能放得太多，否则这汤味道太重，无论是太甜还是太咸都不好喝了。朱熹所云"发之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也是这个意思。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酸甜苦辣是味之常态，然而都需要有节制，都需要达到平衡，不能过分。越是强酸强碱，腐蚀性就越强，破坏力就越大。
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就是要恰到好处，要限制在公差范围之内，不能过分，所谓"过犹不及"是也。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在儒家看来，君子行事，大中至正；小人行径，乖戾违常。
那么"和"与"戾"的差异何在呢？举例而言，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为"和"，猫王、杰克逊的音乐为"戾"；达芬奇、拉斐尔的绘画为"和"，梵高、毕加索的绘画为"戾"；林语堂的文章为"和"，鲁迅的文章为"戾"；蒋经国的治安为"和"，邓小平的治安为"戾"。
因此，用孔子的眼光来看，巴赫、莫扎特为乐界的君子，猫王、杰克逊为乐界的小人；达芬奇、拉斐尔为画界的君子，梵高、毕加索为画界的小人；林语堂为文坛的君子，鲁迅为文坛的小人；蒋经国为政界的君子，邓小平为政界的小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者"发而皆中节"，在各自的领域臻于完美的平衡。而后者张扬过度，严重破坏了应有的平衡。艺术关乎人心，政治关乎社会。若曰破坏生态平衡者有罪，破坏人心与社会之平衡者又岂能无罪？
2009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