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6-06 19:56:45作者：
六四枪声于6月3日响起的时候，当年还读高中的佟尔丹（化名），刚与同学庆祝18年来第一个生日，过了这个快乐生日后，20年来的这一天，都因为中共屠城而在悲伤中渡过。她身边的同学、亲人在中共于6月3日晚至6月4日上午的镇压行动中，被戒严部队开枪打伤打死。佟尔丹说，北京市民在89学运期间变得友善了，团结了，学运唤起了人们的良知，她相信，如果再有一次学运，北京市民还是会像89年一样，支持声援学生。
89 年时，佟尔丹在北京花园村中学（现改名首师大二辅中）读书，知道大学生在游行，反官僚、争民主，后来很多学校的学生都游行到天安门声援学运，她和同学也去了，大家自发的徒步走了15公里到天安门，忘了走了多长时间，只记得当时路上全是人，很挤，走着走着都不觉得累。那时，公共汽车司机都把车门打开，“快上来，快上来”，让学生们上车，免费送他们到天安门。她走到天安门时，那里都是学生。
“那个时候，北京市民特别特别团结，互相之间的感情，突然间特别友好，谁碰到谁呀，都会互相笑一笑。公车司机也特别友好，你随便上那部车都可以。”佟尔丹说道。
佟尔丹6月4日生日，6月3日她提早庆祝，那是她第一次过生日，请了好多同学去家里。下午4、5点钟同学都走了，后来看新闻，当局叫市民全都不要出去，说是戒严。
“不是放炮， 肯定是开枪了！”
佟尔丹家离木樨地，解放军开枪的地方，特别近。约7、8点，“听了新闻不久，就听到外面有枪响，那时不知道是枪响，我妈也听到了，我跟我妈说：谁放炮呢？我妈说：不是放炮，肯定是开枪了！”
于是她跟爸爸走出宿舍的院子去看个究竟，马路上全是人。因为她家附近有好几所大学，大学生都出来了，他们情绪激动。
她看见一辆大卡车载着从首钢运来的一根根实木大棍子，有人说是当局拿去用来打人的，被学生拦截下来，好多人上车抢走棍子，说要拿家去当拖把用。
同学后背中了一颗流弹
她还看到一位同班同学在往前跑，因为离得远，所以没有喊他。第二天，获悉他在离她家不远处，后背中了一颗流弹，从樨地飞过去的，他被送去海军总医院了。过了一段时间碰到那位同学，佟尔丹跟他说起这事，他说：“你怎么不叫我呢？！叫住我，我可能就不会中弹了。”
6月3日深夜仍听到很多人在喊，“砰砰”的枪响不断。
亲戚无辜被杀 儿子死了母亲疯了
后来听到，佟尔丹一个亲戚，家在木樨地附近，儿子刚满月，出去取预定的牛奶的路上，被打死了。家里人找了好几天，最后在木樨地的复兴医院找到尸体。当局赔了几百块钱就不管了。他的儿子现在已经20岁了。屠城后，很多人都是这样，到各个医院去找亲人。
还有一位家住长安街的母亲，儿子被打死后就疯了，到现在仍精神不正常。
坦克辗过的人都铲不起来
佟尔丹说，那时北京市民都觉得广场上的学生很不容易，他们是在为百姓说话。北京市民都自发的送吃的，送水给学生，包括她家在天安门附近的西单的老师。老师说：“谁要说没杀人的话，我怎么相信。（哽咽）那坦克把人碾得，最后死的人铲都铲不起来，知道吗？！”“政府说没开一枪，开一炮，这些东西你跟谁说？我们都是亲眼看到！”北京很多民众亲身经历过这些，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佟尔丹痛心的是，一些没有亲身看到这场屠杀，亲人没遇害的外省市人，完全听信了中共的谎言，说：社会不能乱，为了稳定，如果是我，我也会镇压。佟尔丹很多朋友亲身体会到他的亲人没有了，知道中共是个什么东西，其中一位朋友的手还被枪伤了，他说：“我怎么可能相信共产党！”
她的很多同事，当时是大学生或者是工作了，因为参加游行等声援大学生，被开除学籍或者被处份等。
六四屠城后，北京很多学校停课，佟尔丹的一位男同学复课后像被吓傻了似的告诉他们，他跑到天安门附近去了，他是检了一条命回来的，他没想到那么可怕。
中共军队的枪声，从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早上都未停过，在长安大街上排成一列的解放军，见人就扫射；坦克队列亦停靠在天安门广场，广场附近满目疮痍，被坦克辗压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单车和铁栏残骸布满四周。
佟尔丹和几个女同学听后特别难过，在学校操场上哭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中共政府）怎么会对学生开枪呀！
学校墙上留有数个子弹洞
她还说，学校外面的墙壁上，有好几个子弹洞。有人说是屠城当天晚上，解放军追吾尔开希等人时开枪打的洞眼。
北京学校复课后，佟尔丹说，上高三的学生都要接受军训，上大学新生也全都要接受军训。她的一位上北京大学一年级亲戚，被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接受军训一年，“去洗脑去了”，好像期间都不让他们回家。
复课后，老师都不敢提六四事件，佟尔丹说：“我觉得中国人都被吓怕了，每到事态严重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再去讲真话了，不敢说了。”
佟尔丹妈妈的工作单位，则大会小会不停的开，说学生是暴徒，破坏社会秩序。她妈妈和一些亲身经历过六四的人，后来却相信中共说的一套：是有暴徒挑动学生针对政府。她父母都是中共建政后出生的，从小便接受中共的党文化教育，“被洗脑了，什么都盲目地听共产党的话，没有自己太多的思考，或者自己去想，自己去看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
佟尔丹慨叹说，现在的人更盲目的是，很多人都拜金，特别看重金钱，非常非常的自私，只要自己过得好，其它的一概不想，物质利益才是第一重要的。
佟尔丹指出，89年学运的时候，北京市民真是一条心，觉得这个社会要改变了。可惜的是，镇压以后，中国人变得更害怕了，即使他知道或者明白的敏感话题，他也不敢去说去碰，变得很麻木。特别是北京等这些大城市，在中共的鼓吹下，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其它东西都不重要了。大部份人都变得很麻木，不知道自己活着在做什么。
佟尔丹说，89学运的时候，把北京市民好的一面唤醒了，大家互相帮助，变得友善，连小偷都说不偷东西了。她相信，若再发生反贪、反官倒、争取民主制度的类似运动，北京市民的良知会被唤醒，还是会站出来支持维权的。 ◇
89 年时，佟尔丹在北京花园村中学（现改名首师大二辅中）读书，知道大学生在游行，反官僚、争民主，后来很多学校的学生都游行到天安门声援学运，她和同学也去了，大家自发的徒步走了15公里到天安门，忘了走了多长时间，只记得当时路上全是人，很挤，走着走着都不觉得累。那时，公共汽车司机都把车门打开，“快上来，快上来”，让学生们上车，免费送他们到天安门。她走到天安门时，那里都是学生。
“那个时候，北京市民特别特别团结，互相之间的感情，突然间特别友好，谁碰到谁呀，都会互相笑一笑。公车司机也特别友好，你随便上那部车都可以。”佟尔丹说道。
佟尔丹6月4日生日，6月3日她提早庆祝，那是她第一次过生日，请了好多同学去家里。下午4、5点钟同学都走了，后来看新闻，当局叫市民全都不要出去，说是戒严。
“不是放炮， 肯定是开枪了！”
佟尔丹家离木樨地，解放军开枪的地方，特别近。约7、8点，“听了新闻不久，就听到外面有枪响，那时不知道是枪响，我妈也听到了，我跟我妈说：谁放炮呢？我妈说：不是放炮，肯定是开枪了！”
于是她跟爸爸走出宿舍的院子去看个究竟，马路上全是人。因为她家附近有好几所大学，大学生都出来了，他们情绪激动。
她看见一辆大卡车载着从首钢运来的一根根实木大棍子，有人说是当局拿去用来打人的，被学生拦截下来，好多人上车抢走棍子，说要拿家去当拖把用。
同学后背中了一颗流弹
她还看到一位同班同学在往前跑，因为离得远，所以没有喊他。第二天，获悉他在离她家不远处，后背中了一颗流弹，从樨地飞过去的，他被送去海军总医院了。过了一段时间碰到那位同学，佟尔丹跟他说起这事，他说：“你怎么不叫我呢？！叫住我，我可能就不会中弹了。”
6月3日深夜仍听到很多人在喊，“砰砰”的枪响不断。
亲戚无辜被杀 儿子死了母亲疯了
后来听到，佟尔丹一个亲戚，家在木樨地附近，儿子刚满月，出去取预定的牛奶的路上，被打死了。家里人找了好几天，最后在木樨地的复兴医院找到尸体。当局赔了几百块钱就不管了。他的儿子现在已经20岁了。屠城后，很多人都是这样，到各个医院去找亲人。
还有一位家住长安街的母亲，儿子被打死后就疯了，到现在仍精神不正常。
坦克辗过的人都铲不起来
佟尔丹说，那时北京市民都觉得广场上的学生很不容易，他们是在为百姓说话。北京市民都自发的送吃的，送水给学生，包括她家在天安门附近的西单的老师。老师说：“谁要说没杀人的话，我怎么相信。（哽咽）那坦克把人碾得，最后死的人铲都铲不起来，知道吗？！”“政府说没开一枪，开一炮，这些东西你跟谁说？我们都是亲眼看到！”北京很多民众亲身经历过这些，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佟尔丹痛心的是，一些没有亲身看到这场屠杀，亲人没遇害的外省市人，完全听信了中共的谎言，说：社会不能乱，为了稳定，如果是我，我也会镇压。佟尔丹很多朋友亲身体会到他的亲人没有了，知道中共是个什么东西，其中一位朋友的手还被枪伤了，他说：“我怎么可能相信共产党！”
她的很多同事，当时是大学生或者是工作了，因为参加游行等声援大学生，被开除学籍或者被处份等。
六四屠城后，北京很多学校停课，佟尔丹的一位男同学复课后像被吓傻了似的告诉他们，他跑到天安门附近去了，他是检了一条命回来的，他没想到那么可怕。
中共军队的枪声，从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早上都未停过，在长安大街上排成一列的解放军，见人就扫射；坦克队列亦停靠在天安门广场，广场附近满目疮痍，被坦克辗压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单车和铁栏残骸布满四周。
佟尔丹和几个女同学听后特别难过，在学校操场上哭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中共政府）怎么会对学生开枪呀！
学校墙上留有数个子弹洞
她还说，学校外面的墙壁上，有好几个子弹洞。有人说是屠城当天晚上，解放军追吾尔开希等人时开枪打的洞眼。
北京学校复课后，佟尔丹说，上高三的学生都要接受军训，上大学新生也全都要接受军训。她的一位上北京大学一年级亲戚，被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接受军训一年，“去洗脑去了”，好像期间都不让他们回家。
复课后，老师都不敢提六四事件，佟尔丹说：“我觉得中国人都被吓怕了，每到事态严重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再去讲真话了，不敢说了。”
佟尔丹妈妈的工作单位，则大会小会不停的开，说学生是暴徒，破坏社会秩序。她妈妈和一些亲身经历过六四的人，后来却相信中共说的一套：是有暴徒挑动学生针对政府。她父母都是中共建政后出生的，从小便接受中共的党文化教育，“被洗脑了，什么都盲目地听共产党的话，没有自己太多的思考，或者自己去想，自己去看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
佟尔丹慨叹说，现在的人更盲目的是，很多人都拜金，特别看重金钱，非常非常的自私，只要自己过得好，其它的一概不想，物质利益才是第一重要的。
佟尔丹指出，89年学运的时候，北京市民真是一条心，觉得这个社会要改变了。可惜的是，镇压以后，中国人变得更害怕了，即使他知道或者明白的敏感话题，他也不敢去说去碰，变得很麻木。特别是北京等这些大城市，在中共的鼓吹下，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其它东西都不重要了。大部份人都变得很麻木，不知道自己活着在做什么。
佟尔丹说，89学运的时候，把北京市民好的一面唤醒了，大家互相帮助，变得友善，连小偷都说不偷东西了。她相信，若再发生反贪、反官倒、争取民主制度的类似运动，北京市民的良知会被唤醒，还是会站出来支持维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