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到处弥漫着欲望的狂欢和情绪（而不是理性）的肆虐。
这里有含泪的劝告，有幸福的表白；有"四月青年"的愤怒，有"中国代表"的不高兴。这种情绪很少与精神有关，或说只是一种精神病症。
明末文人不就表现出了种种狂态吗？他们狂怪陆离，吃喝玩乐，乃至真的疯癫或自残。这也是肉体感觉的体现。但明末文人是在用解构肉体自由的方式抗议精神的不自由。他们拼命折腾（磨）自己的肉体，是因为难受--他们对不自由与虚无难受到了骨子里。
可当下的肉体情绪里没有抗议（这话绝对了，"草泥马"不就横空出世了吗？），也没有难受；有的只是亢奋。
难受了才有可能对苦难有感觉；进而由这感觉引领着担当受难的沉重。亢奋的内里是艳羡。
艳羡谁？当然是邓贵大--邓鬼大--邓龟大。（弗洛伊德使用过一个术语：Penis Envy）
（以下我不得不使用一些肮脏的字眼。请原谅，我避不开它们！）
邓玉娇事件警示我们：当下我们如何在这个社会处置我们的肉体。
因为被污染的空气的确让我的鼻子呛血，被污染的水让我的嗓子肿痛，身边呼啸而过的轿车让我心惊肉跳，伪劣电器、有毒食品让我受伤、得病。
庆幸我自己没有农民工累得吐血的感觉，更不会有邓玉娇被"推坐"在沙发上的感觉。但真的没有吗？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当我整天在各级领导的要求下填层出不穷的表、造五花八门的假时这些没有任何尊严感、成就感的事务让我腰酸背疼、疲惫不堪，觉得自己就是一头被驱赶着拉磨的骡子。现在一听说又要填表就头痛--我说的是真实的生理反应，都得神经官能症了。
作为一个公民，当有话要说却遭封口、应讲真话却不得不撒谎时，我的确感到憋得慌。二十年前（那时发生了什么？），我曾被校方的保卫和纪检官员吓得尿了裤子。（不好意思，这是真的。）去年这个时候，当学生告发我（课堂上就汶川地震质疑政府行为的言论），系主任勃然大怒，要停我的课，并暗示要向更上一级报告（后果是开除我），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时......
我感觉我就是邓玉娇。
我们都是邓玉娇，都是农民工。
前天读到刘水先生的一篇时评《当官员生殖器成为公器时》，文中指出在邓玉娇事件中，邓贵大等官员的生殖器成了公器。真是一针见血！是啊，在官权通吃一切的国度，当社会公器成为官员的私器时，官员的"私器"自然就会成为公器。
不受任何制约的官权是一剂强力春药，它使拥有它的官员那由私变公的"器"金枪不倒所向披靡。有了它，连邓贵大这么个身高一米六、体重八十斤的小瘪三也觉得雄风万丈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官权手握这样的器对准了我们，喝道：跑什么跑？你丫不识抬举，老子是为了让你舒服！（阿呸！我现在就恶心了。我不舒服。）
他们不是说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不是说他们的折腾都是为了拉动内需吗？不是说强制拆迁暴力征地都是为了建幸福之都吗？不是说所有的言论控制都是为了社会和谐吗？
这真是以私谋公的时代呀。因为他们认为官权本就是归官员私有的，拿出来冲你使使算便宜了你，算你幸运，你应该感恩戴德连喊"舒服"才是。
在这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倒错的国度，我们无处可逃。
官权在公域肆虐一番之后，兴尽意阑，于是转向私域，瞄上了我们最私密的肉体，尤其是处女的肉体。它又勃起了。
这也是官权的一种狂，一种狂欢：出于对自身不合法与短命的恐惧，官权让权力者的肉体感觉变了态，让他们不变着花样地折腾就不舒服，就像上了毒瘾一样。
至此，问题出来了：我们如何在当下这个社会处置我们的肉体呢？在党下？在裆下？
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肉体当回事，就索性乖乖躺倒，闭上眼睛，张开四肢，进而主动配合，大声喊"爽"，事后我们就会感到很舒服，很亢奋，很自由。于是艳羡，Penis Envy，油然而生。
这让人想起了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看来在不自由的国度不可能有肉体的自由，有的只是肉体的"被自由"。"被自由"了的肉体丧失了感觉难受的神经。
此时此地真实的肉体感觉，对于生活的"去蔽"有重要价值。
只要我们对自身的肉体倍加珍视，真心呵护它的私人性，就会尊重它通过生理的难受给予我们的警示。
我们还活着吗？
明天也穿一件白衣上街吧，我们也要坚挺起来！
Stone
2009年6月3日2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