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时姐姐说："我刚才和队长说了。为什么刑事犯可以减刑，政治犯不可以减刑？为什么内外有别？为什么因人而异？"
"中国政府不承认有政治犯！"
"有没有，大家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我不管，反正我今天痛痛快快说了。说时，四周围了一大群人，他们表示了同情和同感。"
"队长说什么？"
"队长只是微笑没解释。队长态度很好，看来橄榄绿里也有好人。"
"说了也没用，减刑钥匙不在监狱而在上面。上面的政策是内紧外松。"丈夫冷笑着。
"我做好不减刑的思想准备，大不了吃足这一千零八十五天。"
"对！不就是3个365天麽。二年半都熬过来了，还在乎这半年？我们等着1992年6月4日这一天。" 大姐攥紧了拳。
"对！我们等着1992年6月4日这一天。记住！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低下你的头，一定要高高昂起你的头。"丈夫攥紧拳。他声音铿锵有力。
"531！能不能帮我组出一期黑板报。"456笑吟吟走来。
"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
"我已经和老吴说好，她同意了，我在小组等你。"456翩翩而去。
凭心而论，我对456一直存有感激之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凭她曾经对我的庇护，我也应该帮助她。
黑板报还是这块黑板报，稿子还是这点内容，但今天的456仿佛变了个人。她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不时地窜进小号一二趟。
小号不就三个活人加一臭马桶，有什么可留恋的？
标题已经写好，绘画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誊稿。456又一次窜进小号，并安寨在马桶上。虽然坐的是破马桶，却手托香腮风姿优雅。真是活见鬼，马桶上摆什么造型？
"456！"我只能叫她了。
"你直接把稿子誊上去。"她矫情地举着手，五爪翘成五个兰花指。
456今天怎么了？规范有加，矜持有加的英国管家怎么作起秀来？我正疑惑，突然看见二双亮眼。一双是456，另一双就是闻名遐迩的川岛芳子。
自川岛落户到九大队，醋海生波，情海生浪，怨海生妒，欲海生悔就是九大队每一天的新闻。有多少女人为她‘衣带渐宽终不悔'，有多少女人为她‘人比黄花瘦'。
虽然川岛判12年，光滑的额上未起愁丝，清澈的双眸未有黑翳。她精神焕发容颜娇嫩，笑声朗朗魅力四射。她是一座强磁场，几乎吸引所有的女性。
队长经过研究，决定把她和久经考验的456住一起。456是拒腐蚀永不沾的好八连。
第一个星期过去，456连正眼也没瞅她；第二个星期过去，456说话没超过三句；第三个星期过去，456对镜扮妆时间拉长；第四个星期过去，456对电视视而不见。她的眼光终于落在川岛身上。第五个星期过去，456连出黑板报的兴趣都没了。她把我拉来，自己则一屁股坐定，默默凝视，相看相望二不厌。
当我把整块黑板报填满，456才姗姗露面。"全好了？"
"好了。能听我说一句吗？""请说！"
"我知道你是个理智的人，但理智也有失控时。你千万不能陷进温柔乡，不然减刑泡汤。"
"感谢你的提醒，可我确实......身不由己。"她脸红了。
"因为我感谢你，所以我提醒你。"我把粉笔盒放在她手里。
"531！顾队长叫。"老狐一声嚷，我赶紧放下活奔进办公室。
顾队长翘着二郎腿打毛衣。她有打不完的毛衣，也和老狐有扯不完的家常话。
"531，你又干违法事了。上次唱歌的事已放你一码，现在老毛病又犯了。"
"队长我没有啊！"
"昨晚上哪？"
"我为二组出了一期黑板报。"
"谁让你去的？"
"456说老吴同意的。"
"顾队长是这样的。456盯着我，为了搞好小组关系我只能答应。但531不该去啊。"老狐急忙解释。
"你就是欢喜二面派。你要不答应，我可以不去。"我生气地说。
"531，你什么态度？"顾队长也生气了。"明天就上新生组，还不把活向老吴交代。"
"队长我知道了。"
"队长，531的活让我做好嘛？"老狐孩子般撒着娇。
"你这么大年纪，能行吗？"
"在顾队长手下干活，我有使不完的干劲，用不完的力气。心情舒畅，斗志昂扬。"
"你就会拣好听的说。"顾队长嘴里说着，脸上的皱纹却如菊花绽放，舒展开来。
"531替我放点热水。"我正要进小号，一只手伸出栏杆。
"又熏你的脸？"
"这次是喝水。"大波肯定地说。大波并不姓波，大波指她奶子特别大。这个有着丰乳肥臀的女人时刻想着美容。
大波很有商业头脑。86年她把二室户公房换成街面房，开起了大酒店。酒店生意如脱缰野马，为她带来滚滚财源。她把钱打成包，让空姐带给香港的姑妈。钱到发货，货到销货，她的彩电走私，如造币厂日夜运转的机器。几十个来回，几十个短平快，赚的钱已经数不清。
有人说赌场得意，情场失意，但大波赌场情场双丰收。年轻的港商见她不但性感撩人，还有精明头脑，不禁欣赏有加。大波何等伶俐，奶子一甩秋波一抛，港商就拜倒在石榴裙下。
一想到从此是富商太太，大波毫不犹豫离了婚。但是港商就是港商，一番权衡，没有奔进教堂，只是徘徊在教堂草地上。任凭大波风情万种，难撼脚步半寸一毫。
大波只得退而求其次。一是每月往她卡上打五千，二是为她办理港民身份。作为回报，她是港商的压寨夫人，负责解决港商的性欲问题。丰乳肥臀，为她开辟钱财的第二战场。
要不是她贪心，她已是港民。可是她太贪心，终于成了‘渔夫和金鱼'里的老太婆。因为在希尔顿大堂拎了一只包，因为拎了包还不肯上交，因为鄙视长相委琐的警察，她载了。她没有栽在风急浪高的大海，却一头栽进阴沟洞；几千万的走私没失手，却失手在顺手牵羊上。
"当判决下来，我真想一头撞死。从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大波捶胸顿足，扼腕唏嘘，痛心疾首，痛不欲生。"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啊！"
"其实这不是一念之差，因为世界观的形成非一朝一夕。"
"二个男人都说我太爱钱，说我早晚死在钱上。真是不幸而言中。"
"531，你出去后有什么打算？"
"你出去后有什么打算？"
"大陆男人离了，香港男人不要我。好在我存了一大笔钱，放在妈手里。去年，我开了一家建筑材料商店，现在每月能进帐这个数。"她举起五个手指。
"伍佰？""蠢货！伍仟。""天呐！这抵我四年的工资。"锥子眼张大了嘴。
"纺织女工的活，我一天也做不下去。我吃一顿饭，能抵你一月工资。"大波很神气地说。"531，你袜子破了。"
"明天补一下。"
"补什么补，这二双澳洲羊毛袜给你。"她甩手扔来。我摩挲着舶来品，果然柔暖细腻，质地上乘。
"是个好东西。谢谢！"我把袜子推回去。"可是我穿惯了自己的袜子。"
"你不要我要。"锥子眼抢过袜子抱在怀里，抱的死紧死紧。
"可惜了，我只穿过一次。"大波留恋的眼光，在袜子上停留了几分钟。
"你就当是我穿。"我送给她一个微笑。
我抱着行李上了五楼，又进了大统间。二年前，这里发生了花生酱失窃事件，发生了441自杀事件，发生了大监狱里的小监狱事件，发生了杀人犯控诉政治犯的事件。回首往事，恍然隔世。
漂亮的王萍走来。她曾是腕级人物。吹拉弹唱，舞文弄墨，还在学习组长宝座上蹲了三年。她是条强龙，可惜斗不过老狐狸。一次掏心窝子谈话，让她栽进圈套，生生把已到手的减刑丢了。三年政绩归老狐，还成了众人耻笑目标。为此，她差点自杀；为此，她只得实打实吃五年官司。
一个修长的女人走来。她留着平头，衬衫束在裤腰里，有雄性的风流，有男性的倜傥，又一个川岛的新版本。
既然减刑无望，那就及时行乐。王萍和新川岛迅速勾搭，2小时不到，已呈如胶似漆棒打不分的状态。
"531！"一个瘦的皮包骨头的女人叫着我。
"是你！咋瘦成这样？"
"完不成劳役被四割；胸口又憋着冤气。要是刑期长，这把骨头交给监狱了。"她深深地叹着气，30岁的人简直是世纪老人。
她是个苦命女人。父母病故，寄养在叔叔家。工作后认识男青年，献上积蓄，还献上处子之身。三年后，玩腻的他一脚蹬了她。
气愤的她拿走了他录音机，也算是精神上的赔偿。但是警察来了，她以盗窃罪被判二年。
"出去后，我饶不了那畜生。"她一边咳嗽一边说。
"你这个身体哪是他对手。算了吧！"
"我咽不下这口气。"
"一个感情纠纷就判你二年；再有事，就是累犯惯犯，就是从重从严打击的对象。"
"难道二年牢白坐？"
"要知道，你不是被冤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我尽量说的委婉。与其说委婉，不如说凄婉，凄凉，凄切，凄苦。在中国，这样的悲剧何止千万？
"出去后，你怎么办？"
"我能怎么？亲人死了，身体垮了，单位开除我了，刑释帽子戴上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活？
"她呆呆地看着地上。
一天，我正在誊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斗争史时，二个年轻的队长走来，她们看了一会，临走时翻看我的番号牌。
"怎么有这样的罪？"甲队长皱着眉。"这个罪，我可是第一次看到。""以后你就知道，罪名是人编出来的。"乙队长意味深长地说。她们走了，我再也誊不下去。我把笔一摔，呆呆地捧着自己的脑袋。
"531，顾队长让你去一次。"老狐兴奋地冲上五楼。
"究竟什么事？"下楼时，我心撞如鼓。
"531！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说！""你走后，把所有的被褥杂物留给我。"
"一句话。"
"还有一件事。你能不能把上季度的奖金留给我。难道你出了提蓝桥，再回来拿十元奖金？"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眼神，如一把钩子，能钩出你心底深处藏着的怜悯。
我到了办公室，顾队长通知我："一星期后减刑书下来，不过你不能和任何人说。"
"这个当然。"我恭恭敬敬地说。
顾队长又说："减刑报告一年前就打，直到今天才批复下来。为了这2个多月的减刑，大队中队小队做了许多工作。你不要小看这2个多月，这是为你恢复工作，落实工作，政府队长作的最大的努力。"
"谢谢队长！我知道我的减刑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顾队长强调这一点。
我知道顾队长说的是肺腑之言。进狱后，虽然受到朝天鼻的虐待，但几乎所有的队长，都尽自己所能来帮助我。2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深深地感谢她们。
1992年3月27号，我终于走出囚禁了二年零四个月的监狱，回到亲人身边。
后记：1992年夏天，上海炼油厂厂魁史济平，拒绝了乍浦街道老书记，要求为我落实工作的呼吁；1997年，以他为核心的党委，再一次拒绝虹口法院（因为有中级院长齐齐过问）要求为我落实工作的呼吁。他的无情，再次体现有中国特色的为虎作胀者。
1999年，一批如狼似虎者来小区‘反违章建筑'。我带领大家保卫家园，抵御暴行。派出所所长找我谈话。我说，人民公仆有二室一厅，有高楼，有别墅。我们把天井搭成小屋，出租后屋以求生存，何罪之有？出狱后，我失去工作，失去劳保，失去医保，失去一切。确切地说，参加‘世界人权公约组织'的中国，剥夺了我的生存前提。
他说：既然有困难，为啥不找组织？我说，虽然我被共产党打倒在地，但绝不匍匐在泥水里。我昂起脖，挺直自己脊梁骨，绝不接受嗟来之食。从监狱带来的伤口久久不愈，我宁可用烙铁朝上面摁，也绝不去街道申请那份被剥夺的医药费。
2003年，早过了退休年龄，但没有一个组织过问此事。鉴于嘉定区社保局的多次刁难（其中得到招工办老同志的帮助），我胸贴状纸直奔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幸遇信访办同志和处长等人帮助（最后还得到祝均一局长的帮助），我才拿到微薄的退休金。但上海市委，把我从1968年到1989年的21年工龄一笔抹去（我的退休工资还不到炼油厂的1/2都不到）。它想让我的工龄和64一样，深深埋进历史的垃圾箱。
20年来，我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走着。因为被单位除名，我被剥夺分房权利，仅有的一间房给儿子做工作室，我和丈夫只能借房栖身，居无定所；儿子因此事，不但有精神上阴影，还在招工等问题上大受歧视；丈夫因多年劳累生活拮据，身体有恙；至于我呢！20年来，监控魔影如影随形，一手无寸铁的老妪有此待遇，也算荣幸之至。
写到这，可能有人认为我一定是黑五类出身。只有狗崽子，才会对党不满。那么我要告诉你，我不是黑五类。
解放前，我父母是上海卷烟厂的地下党员。解放后，父亲是杨浦区第一任区长，母亲也是卷烟厂‘巾帼'。解放前夕，任翻译的大舅，到外公外婆家辞行，准备搭飞机到台湾。母亲从怀德路的德安里前楼冲下，把坐在吉普车里的舅舅一把揪出，还甩了他二个巴掌，让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是解放了，可是舅舅却进了大牢。文革中，他在劳改农场自杀。消息传来时，阿姨和舅舅，没一个敢上劳改单位去收尸。他如一只蚊子，被专政的大拳碾死了，连尸骨都没有留下。
母亲在反右时，曾仗义执言说了几句话。组织准备把她归纳在右派队伍。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那是一个瓢泼大雨的下午，大姐领着四个弟妹等在母亲回家的路上。远远看见一个落汤鸡走来，原来落汤鸡是我母亲。母亲手上有伞，却硬生生淋在大雨中。
幸运的是，母亲没有进入右派的队伍。这不是组织上发善心，而是名额够了，于是母亲逃过一劫。逃过劫难的母亲，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女人，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女人。为了向组织表忠心，她辞了家里保姆，还写了一封决心书，坚决把家里的一间房上交给组织。
组织接受了她的忠心，从此家里多了一对在菜场工作的夫妻。
做区长的父亲，在一次次运动中降级，最后降到杨浦区饮食公司经理的位置上。我很小时，就生活在恐惧中。我总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父亲：共产党的政策你又不是不知道？（当时我还以为是‘侦察'）。63年，在又一次批判后，父亲在单位悬梁自尽。正在读初二的大姐，只得辍学到饮食公司上班，以帮助母亲养活弟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没有参加红卫兵，也没有参加大串联。但是我目睹了许多罪恶。有一次，一个剪着阴阳头的牛鬼蛇神冲进厕所，我惊恐地发现，她是我的语文老师。一滴滴墨汁从她头上淌下。我呆呆看着她，她也呆呆看着我，这一刻的四目相视，让我知道什么是‘无语话凄凉，只有泪成行'。
我18岁时，因忧郁加愤慨，母亲患了子宫癌去世。这时正值上山下乡。好心的老师把我分到炼油厂。就是在家庭悲剧叠出时，我都没有真正抱怨过共产党，只是对它发动的一次次运动颇有啧言。
1989年一声枪响，打破我的梦想。从此，我走上了反思反省，否定之否定的道路。
1992年，我在虹口技协搞管理，工资是240元。我想打扫教室，这样能增加７０元收入．丈夫说，你已经受了这么多苦，我不能再让你受苦。只要有我一口粥，就有你一口饭．我把烟戒了（他不喝酒不喝茶，只抽点廉价烟）我的眼睛红了，因为炼油厂的收入是技协的７倍．有一次，我主动请缨，为技协打了２０天字，印出的考卷堆成小山，终于拿到５０元报酬．我在四川路买了一件紫红外衣，亲手套到丈夫身上．
６４后我很愤怒．已经杀人，还要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是可忍，孰不可忍．遭难的母亲在流血，不遭难的母亲应该仗义执言．９６年我去市里上访．接待员乜着眼问：你儿子受镇压吗？既然你儿子没事，你管什么闲事？你的祸是你自找的。看着麻木而猥琐的中国人，我很悲哀。中国人难道真是孬种？要是每一个人，都在屠杀前保持沉默，这是怂恿，这是绥靖，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犯罪．
1997年，我举着判决书去市政府，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又是复印，又是电话。半小时后，我的片警把我接回去。对我的遭遇，他唏嘘长叹同情不已（后来王同志去澳洲投奔光明）。
一个月后，我又到市委抗议。凶狠的警察把我打倒地，我写信控告他执法犯法。自由亚洲电台的谷济柔，二次电话采访并播出采访。
2000年的64，杨浦国安找我谈话。我说，今天是64，我丈夫穿了一件白衬衫，我也穿了一件白衬衫。我们用这种方式纪念死难者。你可能是64得益者，但你的亲属中，难道没人经历过残酷的运动，没人遭遇过我的苦难？他沉吟着说：要是你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来找我。
我说谢谢！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求人。
他又说，听说你在写东西（片警来我家拜访时看到）。我说，我写狱中回忆录。既不涉及国家机密，也没盗取情报，这应该不犯法吧。于是他沉默了。
凭心而论，我这个监控对象和监控者之间，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有次片警看见我牙疼脸肿，要为我送药；殷行警署前政委，和我有过交流，也曾经帮助过我。确切地说，一茬接一茬的片警对我很好。他们是一群善良的人，同时也是一群麻木的人。
1999年，得悉安全局取证我笔迹时，我当即给殷行警署写了封信。我说，呈上我笔迹，孙宝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免的你们寻寻觅觅。
在此，我衷心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在此，我衷心感谢那些现在正在帮助我的人，祝好人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