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肯定答复后，他接着问：“还记得天安门事件（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ｖｅｎｔ）吗？快二十年了吧！”
我愣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答复，就听他补充道：“就是１９８９年，很多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游行。”
在上班的时间，我一般不跟人谈政治。我反应滞后是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美国人会突然问起这件事。原以为只有那些有良知有责任的中国人没有忘记，不曾想到一个不相干的人二十年后还记得这件事。在中国政府想尽各种办法抹煞这段历史，以及甚至很多曾经经历过这事件的中国人，在金钱和权势面前有意无意选择遗忘这段历史时，却被一个美国人记得这样深，我说什么有些感动，因而破例跟他谈这件事。
他好奇地问我参加游行了没有？住帐篷了吗？还竖起了大拇指说中国学生真了不起！他说这件事绝对是八九年世界头号大事件，那时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一天二十四小时直播转播，想不知道都不行。他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也许一辈子也忘不掉，是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国一直是一个遥远、落后、封闭、贫穷，人们只知道狂热崇拜独裁领袖的神秘的东方大国，但突然间有那么多大学生走上街头对抗政府，要求自由，简直超出了他的正常想象。
他还说他清楚地记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文革开始那年他十一岁，在上小学。美国年轻人那时正在为Ｍａｒｉｌｙｎ Ｍｏｎｒｏｅ 和 Ｅｌｖｉｓ Ｐｒｅｓｌｅｙ疯狂，而中国年轻人却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手拿红宝书（ｓｍａｌｌ ｒｅｄ ｂｏｏｋ），流着激动的泪对国家领袖山呼万岁。他至今还保留一本英文版的小红宝书。毛泽东那时被美国宣传成恶魔（ｄｅｖｉｌ），所以他从小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一群中了魔的教徒，对邪教教主顶礼膜拜。最令他不解的是，十年后毛去世，很多中国老百姓嚎头大哭，像是死了亲爹娘，看样子也不是假哭。那是为什么呢？毛把中国搞得那么穷，老百姓还要感激他？
我犹豫着，不知道怎样给他解释。实际上对那个年代的事我也不太明白，所以也解释不清。但我能想象如今的北朝鲜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定相当于当年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或者更糟。
挡坦克的年轻人王维林
见我没有搭话，Ｂｒｙａｎ接着说：“你看，在你们大学生大规模上街游行之前，我一直对中国是这种印象，一群崇拜独裁者的人们，上街只是为了拥戴国家领袖，政府是上帝。结果某一天看到中国大学生上街游行是抗议政府，你能想象我那时多么吃惊！出于好奇，我天天看电视，想看看中国政府到底怎样处理反对他的人们，也想看看中国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改变独裁。我一直希望学生能赢，或至少政府能做出某种让步。结果很令人失望，政府镇压了这件事，还用坦克和机枪杀人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政府不是出动警察、而是动用正规军队用现代武器杀学生。我生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对当代独裁政府的恐惧大多来自宣传，没有切身的体验，没有太多明确恐惧的内容。但这件事后我就完全明白对独裁政府恐惧什么了。我对整个事件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轻人只身挡住镇压部队的坦克。那个人在我心目中绝对是英雄！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被政府杀了吗？”
岂止一个美国人没有想到政府会动用军队杀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想到人民的政府会杀人民！我感谢Ｂｒｙａｎ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学生的理解和赞赏，同时告诉他我不是很清楚那个挡坦克的年轻人的结局。
他接着说：“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有个疑问，你们当年对政府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从新闻媒体所知，好像你们游行的诉求有很多，而且每个都很大。最后给我的印象是你们要推翻政府取而代之，是真的吗？在美国的历史上，只有反越战游行示威的规模可与你们那次相比。那时有近二十多万美国学生聚集在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 Ｄ．Ｃ．，要求停战。学生的目的很明确，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求政府从越南撤军。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后来我想，如果真的是要推翻政府的话，那可是个独裁政府，当然不干了。不仅要统治臣民而且要不受限制是独裁政府的本质。你要他垮台，他岂有不镇压之理？”
在Ｂｒｙａｎ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认为学生当年游行的目的非常明确，从来没有想到游行的诉求很多很大。更有甚者会被一个外国人理解为推翻政府。
我首先否认当年学生游行的目的是要推翻政府，只是要求更进一步的改革。那次游行的目的听起来很多，是因为游行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所诉求的重点不同。基于我对当年的整个事件的了解以及后来所读到的相关材料，我给Ｂｒｙａｎ讲述了那次游行的起因，以及从游行到政府的“动乱”定性、对话失败、绝食、戒严、市民和学生的反戒严和屠杀的详细过程。
Ｂｒｙａｎ连连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并说：“尽管你们不是要推翻现政府，但要求改变政府的独裁性，实际上是希望政治走向民主，至少政府要受到监督。我的理解对吗？”
我表示同意。
Ｂｒｙａｎ对我笑了笑，说：“很高兴古老的东方大国的人民有这种政治诉求。但从独裁到民主，不是大步小步之说，而是本质的变化。其实没有一个执政政府不希望独裁的，不受限制不受监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好啊！历史来看，从民主滑到独裁很容易，反过来就难了。德国希特勒时代就是一个从民主到独裁的典型例子。德国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府时，有一部几乎可以和美国宪法相媲美的民主宪法，但是还是没有挡住人民支持希特勒的独裁，给世界带来很大的灾难。也就是说从纸面民主到实际的民主操作还有很长的距离。处在希特勒同时代的美国也一样，在罗斯福实行新政以对付经济危机前，民主政治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美国的司法系统的强大独立性，罗斯福新政也几乎导致独裁。人们面临危机，很容易放弃个人手中的权利，期待‘超人’而不是靠自己来拯救他们，为他们承担所有的困难和义务。这是人类的惰性。我所要说的是，从独裁到民主很艰难，一次的民主努力不太成功或没有到位很正常，不要放弃！”
我告诉Ｂｒｙａｎ我们没有放弃，中国人仍然继续着以各种方式争取人权，争取自由。我理解他说的民主之路的艰辛，尤其是与西方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在专制独裁下浸淫了两千多年的古老中国，要走出民主的一步更为艰难。纵观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比和平的时候还要多，所以中国人总是期待“超人”，英雄主义情结很严重，使得一个又一个的“救世主”横空出世，带领人们用暴力一次次更替政权。至今中国人都崇尚暴力，崇尚成王败寇，从政府到个人都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六四”学生的和平请愿，被很多人讽刺为天真幼稚，成不了大事，失败是必然的。
Ｂｒｙａｎ不同意六四学运是失败的，他说：“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是成功的：一是让政府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不变革就面临着垮台；二是让世界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这件事至少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以前的中国在我看来像个黑屋子，里面关了一些奇形怪状让人难以理解的人们。天安门事件则像一扇打开的门，让我看到了一群年轻的渴望自由和民主的眼睛，一群勇敢的人们。从此以后我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巨大潜力。你看，中国政府一旦放手经济走向市场，中国人就富起来了。一旦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改变了，政治关系的改变是必然的。我相信中国人有能力走向民主政治。”
我感谢Ｂｒｙａｎ对中国的信心，同时告诉他，镇压“六四”学运后的二十年，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人因此认为政府当年镇压学生运动是对的。如果不镇压的话，说不定中国就天下大乱了，也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也因此而推断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
Ｂｒｙａｎ不解地看着我说：“不可理喻！无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屠杀自己的老百姓，在我看来绝对没有对的说法。我恰恰认为，是那次学生运动导致了政府下更大的决心搞好经济。但是经济指标绝对不是衡量一个制度和政府好坏的唯一指标。我记得中国历史上有个朝代非常富有和强大，那你们愿不愿意回到那个朝代？民主不必然保证强大的经济，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民主是用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证大家都有获得面包的平等机会，更多是政治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碰到一个好的独裁政府完全是幸运，中国愿意永远靠运气而不是靠制度产生一个相对好的政府吗？”
其实Ｂｒｙａｎ不了解，一党专政跟家天下的皇族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中国很不幸运，几千年有记载的历史上，能称得上好的皇帝和好的年头屈指可数。当今政府统治中国近六十年，有三十多年民不聊生，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老百姓的饥寒问题，更不用说社会公正，人的基本权利自由等问题。况且中国目前唯一能拿上台面的统计数字也只有ＧＤＰ了。伴随经济发展的环境破坏、道德沦丧、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对抗、制度性的社会不公等等自然和社会问题以及各种其它隐患是没法统计出来的，也不会被政府拿上台面的。
我们不愿意靠运气碰上一个好政府，这就是我们不懈努力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原因。
声明：美国人Ｂｒｙａｎ的想法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我这篇文章只是作为信息交流。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交换了对中国各种问题的看法，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感谢Ｂｒｙａｎ的坦诚相待！
本人立场：无论历史是过去了二十年，还是再过二千年；也无论中国的今天或明天在当今政府领导下是多么地繁荣富强，还是将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我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八九年学潮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政府用坦克和机枪镇压学生运动是屠杀行为！我不想在是非和原则的问题上跟任何人争辩。
□ 寄自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