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大学录取中，家庭背景一直很重要。在二战前，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以前，大学被以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为代表的上流社会所垄断。一些犹太平民子弟靠优异的成绩进了常青藤，就让既得利益集团惊恐不已。在一战以前，常青藤还是延续欧洲的 传统，按考试成绩的客观标准录取学生。这种录取政策，其实并非看起来那么公平。比如，考试所要求的一些科目，如古典语言等等，普通的公立学校不教或者很少 教。结果，那些从私立贵族学校出身的WASP还是占尽优势。但是，犹太人的到来挑战了这一体系。这些犹太子弟学习认真刻苦，即使在公立学校就读，也精心准 备常青藤的入学考试，并经常能够战胜WASP子弟。纽约是犹太人的聚居地。地处纽约的哥仑比亚大学首当其冲，犹太学生的比例一度达到目的40%以上。这就 导致了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专门的“录取办公室”于1910年在该校建立。这一办公室的使命就是解决“犹太问题”，把那些“不受欢迎的学生 ”(undesirable students)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办法是在录取时不仅仅看成绩，还要看学生的“品格”(character)和“领导力 ”(leadership)等素质。当然，这些素质的评价具有非常主观的色彩，使录取官员可以绕开客观的考试标准。结果大见成效。到1921年，哥伦比亚 的犹太学生比例被压到了22%。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也很快效法。考生进大学不再是参加一个考试那么简单，而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和家庭背景资料，撰 写自传性的作文，描绘足以证明自己的“品格”和“领导力”的课外活动。当然，还有由“靠得住的”教育工作者写的推荐信。录取时要处理的信息也越来越复杂。 没有过多久，录取办公室就成了美国大学中普遍的、永久的部门。美国大学的历史由此被改写。
虽然有这一肮脏的历史，这套系统在二战后仍 被保存下来，特别是经过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affirmation action)而被用于扶助弱势的目标，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如今，美国的大学录取仍然不仅仅是看成绩，个人在功课外的成就、家庭背景都是非常重要 的因素。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取舍过程也是严格保密的。这就给录取过程带来的相当大的神秘性。最近，麻撒诸塞州的两个知名大学Tuft University和Amherst College让《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走进其录取办公室监督整个的录取程序，最后记者的观察被公开登在报纸上，使我们对美国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如何查学生 的家庭背景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直观的了解。
这两所大学都是快能与常青藤比肩的名校，有“小常青藤”之称，录取竞争非常激烈。Tuft University今年有一万五千申请者，最后能收到录取通知的有三千多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同时申请许多学校，拿到录取通知后常有一半左右不会来就 读）。录取委员会有七名成员，从三月开始一起最后开会审阅录取材料。这一过程被录取部主任戏称为“长征”(long march)。在会上，一个女生的申请材料摆在大家面前：成绩全Ａ，女童子军成员，舞蹈家，同学的辅导老师…. 然而，如此优异的记录难以给委员会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很快就否决。“这样的人太多了。”一位录取委员会成员说。
另一位是意大利蓝领工 人的儿子，因为其作文动人地描述了他对食物和家庭的热爱，以及他和自己智障的弟弟的关系，一下子被大家看中，很快获得一致通过。下面一位是个平均成绩为 Ｂ、英语成绩为Ｃ的学生。她有听力障碍，生长在西班牙语家庭和非常破落危险的社区，每天要通勤一个多小时上学，从小就照料自己的弟妹。录取人员对她争论不 休：“这孩子在大学第一年可有些吃不消，不过最终她会赶上来。”“她已经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孩子失败。”大家讨论了二十分钟仍没有结 论，最后不得不推迟决定。
Amherst College的录取委员会有六位成员，要在7700申请者中挑选1100位学生。一位科罗拉多的学生材料被摆在他面前。他成绩平平，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 合格。但是，录取委员会发现，他父亲离家出走多年，他母亲失业，他生长在犯罪率极高的社区，挣扎着不掉进犯罪的陷阱。结果，他的成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委员会一致决定录取。
另一个来自纽约的牙买加移民，虽然在美国历史和统计两项高级课程考试中拿了高分，但在大学录取的主要综合考试ＳＡＴ 中成绩仅为1180分（满分1600），离Amherst College学生1360-1530的中等水平还差的非常远。录取委员会发现，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并已经被遣反牙买加。大家一片叹息：“这是多么艰难 的生活！”不过，在纽约，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最后，大家把她放进了候补名单（因为美国大学录取的学生有一半左右不来就读，当不来就读的学生人数超过预 想时，留出的空额就由候补名单中的学生填补。即使一流大学，候补的机会也相当大）。
一个非常轻松地获得一致通过的学生，来自贫困的移民家庭，十一岁才开始讲英语，各项成就都很出色。大家无话可说，连举手表决都没有就把她的材料放进了录取档案。
录取委员会非常认真地审查申请者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所上的高中里升大学的学生比例等等。这三项越低，这个学生越容易被录取。父母都没有进过大学的被归入SP30类，家庭收入非常低的被归入SP31类。这两类的学生，在录取中得到了种种的照顾。
当 然，这样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并非论出身取人，也不是把大学变成慈善机构，其最终目的还是挑选人才。在这样的选材过程中，大学把社会和家庭因素当作衡量学 生“品格”的一项指标。你以后在一生的事业中是否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品格，是你成功的关键。而这种品格，从你上大学前如何“克服生活的挑战”中能非常明显地 体现出来。当然，艰难的生活也加强了你对他人的理解力，成为你的“领导力”的基础。可见，“品格”和“领导力”这种在美国大学录取中非客观的指标，刚开始 设立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如今则基本上成为辅助弱势阶层的有力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