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4-21 09:19:22作者：
孟子说：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动不动就控告公民“诽谤” ，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将“诽谤罪”发展成为打压公民批评的法宝，如果一个地方法院公然创造出了“诽谤政府”的罪名，这只能说明，他们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诽谤，而不过是在滥用权力“自我诽谤” ， “自取其谤”罢了。
河南灵宝青年王帅网上发帖影射举报政府违规征地，以涉嫌诽谤罪被刑拘8天。在舆论的持续关注下，灵宝警方被迫改正错误，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处理。 同样是网上发帖曝光政府违规征地，内蒙古男子吴保全两度被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并以“诽谤他人及政府”的罪名被判刑1年，吴不服而上诉，在未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竟然被加至2年。
公民因批评政府或政府官员而被治以“诽谤罪” ，王帅和吴保全并非仅有的两个例子。 “刑法”规定，诽谤罪属自诉案件，告诉的才处理“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但一些地方政府和政法机关视公民的批评为仇寇，随意将公民的批评定性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目的就是为了以公诉代替自诉，以便用”诽谤“罪名对胆敢批评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公民施以”专政“ 。
在重庆“彭水诗案” ，陕西“志丹短信案” ，山西“稷山文案”直至河南灵宝“王帅诽谤案”等案件中，地方政法机关为了给公民套上“诽谤罪” ，给公民扣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帽子，将原本须由被“诽谤”的政府官员提起自诉的案件，改为由政法机关直接介入。在“吴保全诽谤案“中，在地方政府和政法机关的干预下，内蒙鄂尔多斯市地方法院竟然在判决书中称吴保全”诽谤他人及政府“ ，这无异于在”刑法“规定的罪名之外创造了一个新的罪名---诽谤政府罪。法院擅自虚构“诽谤政府罪” ，实在是法律的耻辱，是司法机关的耻辱，令法治为之蒙羞！
必须强调，在现代法治社会，政府官员作为执掌公权力的公众人物，其名誉权，隐私权需要受到限制，即便他们自认为受到公民“诽谤”而提起自诉，法律也不应无条件支持他们的主张，因为法律不能要求公民对政府官员的批评百分之百事实准确，态度绝对中肯，否则只会从根本上将公民的批评权，监督权彻底取消。 即便公民的批评有不当或失实之处，政府官员享有充分的公权资源和话语渠道，也完全有条件以适当方式（如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或声明）予以澄 清，而大可不必针对公民提起名誉，隐私及诽谤侵权诉讼。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名誉和形象建立在法治与公信基础之上，不会仅仅因为公民的批评而严重受损，政府作为公法人，不具备私法人享有名誉权的基础，政府更不能针对公民提起名誉侵权及诽谤侵权诉讼。
概言之，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受到他人的诽谤，但政府官员理当具有比普通人更强的“抗诽谤能力” ，政府则根本不可能受到“诽谤” ，所谓“诽谤政府罪”纯粹是无稽之谈。孟子说：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动不动就控告公民“诽谤” ，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将“诽谤罪”发展成为打压公民批评的法宝，如果一个地方法院公然创造出了“诽谤政府”的罪名，这只能说明，他们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诽谤，而不过是在滥用权力“自我诽谤” ， “自取其谤”罢了。
河南灵宝青年王帅网上发帖影射举报政府违规征地，以涉嫌诽谤罪被刑拘8天。在舆论的持续关注下，灵宝警方被迫改正错误，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处理。 同样是网上发帖曝光政府违规征地，内蒙古男子吴保全两度被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并以“诽谤他人及政府”的罪名被判刑1年，吴不服而上诉，在未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竟然被加至2年。
公民因批评政府或政府官员而被治以“诽谤罪” ，王帅和吴保全并非仅有的两个例子。 “刑法”规定，诽谤罪属自诉案件，告诉的才处理“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但一些地方政府和政法机关视公民的批评为仇寇，随意将公民的批评定性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目的就是为了以公诉代替自诉，以便用”诽谤“罪名对胆敢批评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公民施以”专政“ 。
在重庆“彭水诗案” ，陕西“志丹短信案” ，山西“稷山文案”直至河南灵宝“王帅诽谤案”等案件中，地方政法机关为了给公民套上“诽谤罪” ，给公民扣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帽子，将原本须由被“诽谤”的政府官员提起自诉的案件，改为由政法机关直接介入。在“吴保全诽谤案“中，在地方政府和政法机关的干预下，内蒙鄂尔多斯市地方法院竟然在判决书中称吴保全”诽谤他人及政府“ ，这无异于在”刑法“规定的罪名之外创造了一个新的罪名---诽谤政府罪。法院擅自虚构“诽谤政府罪” ，实在是法律的耻辱，是司法机关的耻辱，令法治为之蒙羞！
必须强调，在现代法治社会，政府官员作为执掌公权力的公众人物，其名誉权，隐私权需要受到限制，即便他们自认为受到公民“诽谤”而提起自诉，法律也不应无条件支持他们的主张，因为法律不能要求公民对政府官员的批评百分之百事实准确，态度绝对中肯，否则只会从根本上将公民的批评权，监督权彻底取消。 即便公民的批评有不当或失实之处，政府官员享有充分的公权资源和话语渠道，也完全有条件以适当方式（如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或声明）予以澄 清，而大可不必针对公民提起名誉，隐私及诽谤侵权诉讼。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名誉和形象建立在法治与公信基础之上，不会仅仅因为公民的批评而严重受损，政府作为公法人，不具备私法人享有名誉权的基础，政府更不能针对公民提起名誉侵权及诽谤侵权诉讼。
概言之，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受到他人的诽谤，但政府官员理当具有比普通人更强的“抗诽谤能力” ，政府则根本不可能受到“诽谤” ，所谓“诽谤政府罪”纯粹是无稽之谈。孟子说：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动不动就控告公民“诽谤” ，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将“诽谤罪”发展成为打压公民批评的法宝，如果一个地方法院公然创造出了“诽谤政府”的罪名，这只能说明，他们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诽谤，而不过是在滥用权力“自我诽谤” ， “自取其谤”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