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九七九年与胡耀邦有过一次深谈。一九七九年，我和一些朋友创办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当时的代主编吕普和作为副主编的我，去拜会一些共产党内的开明派领导，希望推动他们接受民办刊物，并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到胡耀邦的家时，恰好他因为牙疼在家休养。他没有接受会见民办刊物的代表的说法，而是以长辈见晚辈的说法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坦率和善意的谈话。
我们的谈话内容很丰富。我开门见山，提出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二是不要迫害魏京生。关于第一个问题，耀邦从王安石变法和自己的经历谈起。他说，在中国改革，必须考虑既要实现自己的理念，还要注意不要翻车。他要我不抽象谈论改革，而是告诉他评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怎样才能改革更好。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拿出贵州省委的一份报告，其中介绍他们对启蒙社先抓后放，从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的做法。耀邦说，他赞成这样的做法。最后，耀邦告诉我，年轻人有理想，有热情，有知识，但是缺乏经验，有时思考不够全面；但希望在年轻人。
那次谈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一位满怀理想热情、追求正义、敢于探索，勤于思考的政治领袖。
几天后，我们又拜会了胡乔木。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辩论。胡乔木对反腐败等建议一概否认。他提醒我们，没有哪个朝代能真的消除腐败，不要天真。那次谈话，我很愤怒和沮丧。
这两次会面，在我心中建立起中共高层内部的政治动力机制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影响我的政治选择，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在这个图示中，中共有心胸开阔、平等善意、锐意进取和理性负责的改革者，也有沉稳干练、世故自私的现实利益追求者。凭心而论，胡乔木并不像今天的中共领导这样官气、霸气和匪气，但是七十年代后期中国青年人的良知无法接受他。基于这样的印象，整个八十年代，我选择的是创造有利于改革者的民间舆论压力、推动中共进行改革，不计较自己的政治得失。
一九八九年，当耀邦逝世，我感到一种震撼，一种不吐不快的悲痛。我知道，这会是许多正在积极政治行动的人的共同感受，中国会由此发生大事件。为了参与和应对这个大事件，我立即从宁夏赶回北京。的确，不仅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而且像乔石等直接指挥控制运动的人，甚至那些曾经反对耀邦的人，都在镇压上迟疑。这多少是由于这是悼念耀邦的民间运动。
政治家的人格感染力，不完全是理念，更重要的是心灵和精神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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