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父亲只有八岁，还在读小学二三年级，大伯十八岁，读完高小毕业后在社里当保管。那个时候，由于政策的失误，搞大伙食团、大炼钢铁，地里的庄稼无人种、无人收，村里(那时叫大队)已严重断粮，连一些野菜都被人吃光了，人们开始吃泥巴做的"观音米"。父亲每天也饿得走路都没有力气，有时跑到田里抓 "蚱蚂"吃。
父亲在小学上学，按规定每天学校有供应几两米的稀饭(实际上只有一点点米，其余全是汤)，长身体的年龄，吃这么点哪里够。于是父亲每天吃完自己的饭，就跑到社里的大伙食堂等社里开饭，就会守着大伯碗里的那点稀饭，而大伯每天也都会拐到一个无人看到的角落，把自已的那点饭让给这个最小的弟弟。
年小的时候，每当父亲在家里当着我和弟弟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父亲从来未当着外人的面讲这件事)，我总是好奇地问："那大伯吃什么，他不饿吗？"而父亲从来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年幼的我，理解不了父亲兄弟之间的这份深情，理解不了大伯宁愿自己吃不饱，也要把稀饭让给年幼的弟弟的那份手足之情。
现在大伯都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但父亲还是不愿意向外人提起这感人的故事的，其实我是知道原因的，因为父亲要照顾他大哥的英名，因为那个时候大伯在社里当保管(保管室就在公共食堂后面)，大伯把饭让给了弟弟，自己肯定会挨饿，每当这个时候，大伯就会偷偷地从保管室里拿几个红苕来，关好门以后放到火未退尽的灶里烤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吃半生不熟的红苕充饥。父亲不愿对外人提起，是不想让大家认为大伯是小偷，偷食堂的红苕吃。而我并不认为可耻，从这件事情里，我看到是大伯人性的光辉，为了照顾弟弟，宁愿自己挨饿的高贵品质，甚至是被饿死的可能，当时院子里已经饿死了两个邻居(大伯中午把饭给了父亲，肯定得挨饿，因为要偷吃红苕，也只能等到晚上，白天是绝对没机会的)。而同时期，官僚们却大鱼大肉，甚至还能吃海鲜，与大伯相比，他们岂不是连猪狗都不如吗？
也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个故事，同样的感人。那个时候，二伯十六岁，还没有去部队参军，作为民工参加了修水库的工程，在我们县上另一个区修"**水库"。修水库是重体力活，虽然吃得不好，但还是能够吃饱。
有一天，可能是庆祝共产党的什么节日、或者是"红太阳"的生日、也可能是修水库的工程取得什么阶段性的胜利，总之，有什么喜事，工地居然打了一次牙祭，每人有一小碗"红烧肉"。二伯也好久没吃肉了，我在想，他当时看着肉肯定也是口水直流，但不可思议的是，二伯并没有吃这碗肉，而是走了几十里山路，把这碗肉端回来给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吃。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已经一年多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了。
奶奶以前娘家较富裕，在我们当地也算有钱人，可嫁给我爷爷后就一直都吃苦，我们家没有钱，是租别人田过活的。但奶奶有中国传统妇女的那种美德，一直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奶奶并没有吃这碗肉，而是把这碗肉给了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姑妈，那时候大姑妈刚生了孩子，这是当时村里一年里仅出生的两个孩子之一 (那年头，大人都吃不饱，哪能生小孩，姑妈能生了一个小孩，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大姑父后来不久就饿死了)，奶奶一直想的是，姑妈生了小孩，需要加强点营养，好有奶喂小孩)。
可能现在的人，理解不了饥荒年间一碗饭、一碗肉意味着什么，我也是在看了多本关于描写饥荒年间的书之后，才理解家族里在"人相食" 的饥荒年间，还有如此真情存在的可贵，写到这，我不禁眼角有些湿润，就以此文作为对逝去的大伯二伯的记念吧，希望这个国家能永远有一份真情存在，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让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