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3-03 03:37:53作者：红安民师黄立华
政府骗我三十年 谁能为我来伸冤
我叫黄立华，原是湖北省红安县华家河镇的一名小学民办教师，职称小教高级。1977年刚满18岁的我因教育的需要进入了本村小学任教。
在岗工作期间，我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做一个全能合格的优秀教师。几年来，经过不断的自费学习、进修，我已是一名公认的小学各科优秀全能教师：不仅能流利地说国家二级甲等标准的普通话，还能做到使一个静寂的学校有嘹亮的歌声，每块黑板报的绘画也是非我莫属，书法也有一定的造诣......
然而，自1992年以来的多次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考试，我都以优异的成绩胜出，但每次政府都以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超计划生育为由将我除名，使我与转正无缘。
事实上红安县是怎样执行计划生育的呢？
1988年3月1日《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公布实施后，红安县1992年才成立计划生育管理机构，1995年才采取大行动，所以红安县1995年以前的公民超生行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认同的，也是有档案可查的。再说，红安县至2004年为止有近千名超生四胎、五胎甚至六胎的民师转了正，就是和我同校超生的教师中，文化考试、业务考核分数低的都转了正，反之则拒之门外（有大量的实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妻子生育二胎后，我按要求做了男绝育手术，意外生育第三胎后，妻子又做了绝育手术，并且当时我已接受了村、镇两级的经济处罚，当时镇上对我罚款二千四百元，村里罚款五百元。1998年民转公考试我考了228分，在全乡位居第二，完全够资格转正，但政府再次以我超生为由处罚我，取消我转正的资格；2004年最后一次民转公考试，我考了213分，而当时的转正分数线只有176.5分.当年不仅让我参加了考试,而且还公布了考试分数，但最终又以我超生为由再次将我除名。算起来，一起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的超生行为，我已经六次受罚，最后一次处罚粉碎了我的民转公之梦，并把我从钟爱的讲台上赶了下来。
八十年末，我超生时，将我从讲台上赶下来，我无可非议，但当局未赶我走。如果红安没有超生人员转正，我也无可非议。为什么当我的孩子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龄，却一再又对我进行处罚，这不能不说是政府对我们的一种欺骗。这种欺骗的手段极其残忍，其程度不亚于当年的法西斯统治者。
兔子死前还要跳三跳，况人呼？面对强大的县人民政府的残暴行为，已经为农村教育事业献出宝贵青春近30载的我和全县命运相同的民师一道选择的是致死抵抗。明知鸡蛋砸石头是粉身碎骨，但我也毫不犹豫。
2004年10月19日，红安县民师在多次到县、市、省、京上访无效的情况下，毅然携带农药在中南海门前准备自杀被制止，我因此被拘留15天后，"取保候审"回家。
2005年5月的一天，我到县上访时发生车祸，面部被缝50多针，幸免遇难。
由于喊天不应，叫地不灵。2005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我和韩用书、李保成、占必发、萧万银五位民师在湖北省委门口高呼"共产党万岁"后服下大量农药自杀，被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七天抢救期间，我大小便失禁。政府为此次集体自杀事件支付的药费达三十余万元，可他们宁可把钱花在医院里，也不肯解决我们的问题。
红安县政府不仅不反思他们的胡作非为，2005年11月11日将我们又送进牢房。狱中的我视死如归，和同被捕入狱的陈天国一道绝食两天，以示抗议。
2006年参加完高考的女儿多么希望能上大学继续读书啊！但是懂事的女儿看到家里的顶梁柱，为党卖了近30年命，两鬓斑白的爸爸被县人民政府无辜地摧残了，看到家里的大堆债务，看到摇摇欲坠的破房，看到终日劳累、瘦骨如柴的妈妈，看到还在读书的弟弟，含泪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和哥哥一起南下打工。四天后，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
在上游喝水的狼可以以在下游喝水的小羊弄脏了它的饮水为由吃掉小羊。红安县政府不反思他们镇压民师的理由何在，却反说民师们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因而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意羁押民师，限制人身自由。
2007年7月，红安民师在北京依法上访后，我和萧万银、朱孝青、江敬书四民师被非法羁押在红安党校三天后，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五天，其他三人每人罚款200元。
2008年12月6日，我和另三名民师准备乘火车到北京上访，在湖北麻城火车站被政府人员截回后，在华家河镇政府办公室，我又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达12个小时。
三次坐牢，一次车祸，两次服毒，两次羁押，历时五年。这血泪斑斑的数字就是我这个已为农村教育事业，在超低薪中守望转正近30年的优秀教师维权过程的真实写照。
2009、1
我叫黄立华，原是湖北省红安县华家河镇的一名小学民办教师，职称小教高级。1977年刚满18岁的我因教育的需要进入了本村小学任教。
在岗工作期间，我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做一个全能合格的优秀教师。几年来，经过不断的自费学习、进修，我已是一名公认的小学各科优秀全能教师：不仅能流利地说国家二级甲等标准的普通话，还能做到使一个静寂的学校有嘹亮的歌声，每块黑板报的绘画也是非我莫属，书法也有一定的造诣......
然而，自1992年以来的多次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考试，我都以优异的成绩胜出，但每次政府都以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超计划生育为由将我除名，使我与转正无缘。
事实上红安县是怎样执行计划生育的呢？
1988年3月1日《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公布实施后，红安县1992年才成立计划生育管理机构，1995年才采取大行动，所以红安县1995年以前的公民超生行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认同的，也是有档案可查的。再说，红安县至2004年为止有近千名超生四胎、五胎甚至六胎的民师转了正，就是和我同校超生的教师中，文化考试、业务考核分数低的都转了正，反之则拒之门外（有大量的实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妻子生育二胎后，我按要求做了男绝育手术，意外生育第三胎后，妻子又做了绝育手术，并且当时我已接受了村、镇两级的经济处罚，当时镇上对我罚款二千四百元，村里罚款五百元。1998年民转公考试我考了228分，在全乡位居第二，完全够资格转正，但政府再次以我超生为由处罚我，取消我转正的资格；2004年最后一次民转公考试，我考了213分，而当时的转正分数线只有176.5分.当年不仅让我参加了考试,而且还公布了考试分数，但最终又以我超生为由再次将我除名。算起来，一起应由政府负主要责任的超生行为，我已经六次受罚，最后一次处罚粉碎了我的民转公之梦，并把我从钟爱的讲台上赶了下来。
八十年末，我超生时，将我从讲台上赶下来，我无可非议，但当局未赶我走。如果红安没有超生人员转正，我也无可非议。为什么当我的孩子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龄，却一再又对我进行处罚，这不能不说是政府对我们的一种欺骗。这种欺骗的手段极其残忍，其程度不亚于当年的法西斯统治者。
兔子死前还要跳三跳，况人呼？面对强大的县人民政府的残暴行为，已经为农村教育事业献出宝贵青春近30载的我和全县命运相同的民师一道选择的是致死抵抗。明知鸡蛋砸石头是粉身碎骨，但我也毫不犹豫。
2004年10月19日，红安县民师在多次到县、市、省、京上访无效的情况下，毅然携带农药在中南海门前准备自杀被制止，我因此被拘留15天后，"取保候审"回家。
2005年5月的一天，我到县上访时发生车祸，面部被缝50多针，幸免遇难。
由于喊天不应，叫地不灵。2005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我和韩用书、李保成、占必发、萧万银五位民师在湖北省委门口高呼"共产党万岁"后服下大量农药自杀，被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七天抢救期间，我大小便失禁。政府为此次集体自杀事件支付的药费达三十余万元，可他们宁可把钱花在医院里，也不肯解决我们的问题。
红安县政府不仅不反思他们的胡作非为，2005年11月11日将我们又送进牢房。狱中的我视死如归，和同被捕入狱的陈天国一道绝食两天，以示抗议。
2006年参加完高考的女儿多么希望能上大学继续读书啊！但是懂事的女儿看到家里的顶梁柱，为党卖了近30年命，两鬓斑白的爸爸被县人民政府无辜地摧残了，看到家里的大堆债务，看到摇摇欲坠的破房，看到终日劳累、瘦骨如柴的妈妈，看到还在读书的弟弟，含泪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和哥哥一起南下打工。四天后，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
在上游喝水的狼可以以在下游喝水的小羊弄脏了它的饮水为由吃掉小羊。红安县政府不反思他们镇压民师的理由何在，却反说民师们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因而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意羁押民师，限制人身自由。
2007年7月，红安民师在北京依法上访后，我和萧万银、朱孝青、江敬书四民师被非法羁押在红安党校三天后，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五天，其他三人每人罚款200元。
2008年12月6日，我和另三名民师准备乘火车到北京上访，在湖北麻城火车站被政府人员截回后，在华家河镇政府办公室，我又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达12个小时。
三次坐牢，一次车祸，两次服毒，两次羁押，历时五年。这血泪斑斑的数字就是我这个已为农村教育事业，在超低薪中守望转正近30年的优秀教师维权过程的真实写照。
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