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期，毛氏关注的是阶级斗争，在一场接着一场的专政性运动之中，使对其灾难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批评胎死腹中。教育则以"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为幌子，让人们无从就师资、校舍等问题关心教育。因此，毛氏(华氏)统治30年，农村教育满目疮痍。其基本情况是：生产大队负责小学教育的校舍、设施与师资，名副其实的"民办教育"，连教师也被称之为"民办教师"；50年代一代人基本上是文盲与半文盲，60年代一代人勉强接受了小学教育，但其文化程度多数处于半文盲水平；农村小学校舍大多数是危房，部分小学连课桌椅也缺乏，基本上没有体育器具，有的小学备课本、粉笔也得精打细算。中央大员胡启立1984年视察江西省宁冈县，发现那里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泥砖坯做桌椅、讲台，夏不避雨，冬不避风。
毛泽东时期，事实上贯彻着"读书无用论"，尤其是文革期间，甚至戴眼镜也成为了"阶级敌人"的标志，学校搞所谓学农学工学军，语文课本则成了"毛主席语录"的连载，数理化被忽视，代之以搞什么"三机一泵"，英文则以河南一个学生自杀的遗言"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传达到全国。与破旧的校舍、残缺的校具配套的是，文盲充当老师，学生毕业了仍然文盲的现象比比皆是。
1978年以后又经历了30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及21世纪最初8年，农村教育最头痛的校舍危房问题始终走不出迷宫：年年公布通过新建、维修等方式解决了多少面积的危房校舍，但下一阶段的危房统计，往往未少反增：因为工程的"豆腐渣" 质量。2008年汶川地震，校舍豆腐渣导致多少无辜的花季学子死于非命，这权益纠纷至今没得到令家长满意的"说法"。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由于"地方" 的概念不明确，在地方政府自利性的驱使下，省、地、县、乡层层下压，最终把义务教育责任推卸给了村，村分摊给农民。当时筹资的途径是向农民收取"村提留"、"乡统筹"和"教育附加费"。一部分农村农民实在太贫穷，提留、统筹不了多少，附加费也收不了多少，因此这些地方的村小学更加破败不堪：危房，顶开天窗，墙壁有洞，缺少课桌椅，惨不忍睹。
1986年《义务教育法》要求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普九")，要求改善学习环境。随着20世纪末的逼近，1992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实施细则》，要求省级政府做出实现"普九"规划，市、县政府制定具体方案并实施之。《实施细则》规定了给予未达标的责任人行政处分的惩罚手段。《湖北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评估验收办法》规定，校园面积标准是生均小学不低于24平方米、初中不低于27平方米；校舍面积标准是生均小学5平方米、初中9.5平方米。"普九过关"的沉重包袱压在相关负责人肩上。全国乡镇平均债务1000多万元，其中一部分是"普九"的丰功伟绩，当时中西部大多数县还上演过对教师"欠薪"的戏剧。
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上级要求兴建完全小学18所，原书记李昌平向县上报了建设15所的计划，遭到了严厉批评。因此，李昌平根据当年现有学龄青少年数，做出了1995～2010年1～7岁人口模型，据此科学核算，周沟乡每年生源在250人～220人之间，实际上全乡建设6个完全小学就足够了。尽管有此模型，李昌平仍然受到了省督办组的严厉批评。顶着压力，李昌平最终还是仅兴建了8所小学，因而被上级扣了"不重视教育，政治上不成熟"的帽子。在长官意志的鞭策下，全国绝大多数乡镇仍然按照上级要求兴建了那么多完全小学，欠下了至今未偿清的债务，留下了豆腐渣工程的隐患，以及"人去楼空"、闲置废弃的浪费。湖北省长阳县1995年1月至1999年6月为普九欠债2285.26万元，至今拖欠1780万元，危房的阴影始终摆脱不了，仅2006年就投资300万元维修D级危房。
计划生育的强力推行，以及农民外出务工，导致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农村生源剧减。以湖北省长阳县为例，1998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79141名，2008年就下降为42799人。这意味着满足79141名学生的校舍近一半被闲置。长阳县先后建立了76所希望小学，目前仍然办学的仅18所，另外58所或村委会办公，或让村民种庄稼、养猪养鸡，或者任其一片荒芜。
1985年，中国内地农村有小学83万多所，至2007年，仅34万多所仍在运行，48万所农村小学被停办。最糟糕的是20世纪90年代"普九"兴建的农村小学，债务没有偿清，危房没有"转危为安"，维修费在继续支付，学校却由于生源太少不得不撤销、空置。
中央集权的党天下体制，导致全国农村教育的"一刀切"，政策犹如圣旨，基层官吏盲目地执行。毛泽东简直是以知识分子为敌，视教育功能单纯的一个"洗脑"。毛氏一心一意地坚持国家资本主义路线，把农民打入"农奴"的地狱，生死也不顾，还管你有不有文化？邓氏以来，全心全意地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名义上的"义务教育"搞了20多年，却通过教育乱收费搜刮民脂民膏，美其名曰的"普九"运动，典型的一个中央出政策、农民买单的挂羊头、买狗肉的欺骗行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2001年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乡镇负担78%，县负担9%，省地负担11%，中央负担2%，而乡镇负担的78%基本上转嫁给了农民。
2006年开始，滞后整整20年之后，中共名义上开始实施"真正的"义务教育了，取消了学费，陆续取消杂费。现在的问题是：小学自然是招收小学生的，接受6～12岁的学龄儿童，如今离校远了，怎么办？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可没有定政策、出计划、施行动解决这一问题：寄宿制小学的校舍投资、生活辅导教员、心理辅导教员的配备，寄宿费是公费还是家长缴费，等等，都没有个"说法"。
呼和浩特张五四先生给媒体的来信中说：90年代的农村小学撤并，是几个村集中为一校，近乡镇的村则集中到乡镇政府所在地，"那一年我国对农村中小学实施第一次撤并，村里上学的孩子只好往乡里赶"，"几个孩子在婉蜒起伏的山路上匆匆走着，他们最小的不到7岁，最大的也刚刚10岁。他们是赶着去上课。早晨去，下午回，每天来回十几公里。"2005年，"又听到农村中小学撤并的消息，农民的孩子要到县城上学了"，"那一年春天，我在呼和浩特一个远郊县城里走访了一条街，这里的居民家家都有出租房，租房者都是农村来上学的中小学生。许多房屋低矮阴暗，小的住五六人，大的住十几人"，"小学生不要家长来陪读，他们的负担就更重。尽管国家减免了学费书本费，还有了伙食补贴，但一个学生一年的伙食费依然要花去大约1000多元，如果加上交通、租房等费用，一个中学生的花销大约2000元左右"。
那没有"陪读"经济条件的呢，无奈只有一个"辍学"了之。内蒙古约60万小学生辍学，15%的初中生已经辍学。
失学，辍学，大量的农村少年儿童因为贫困与教育质量低劣而被迫放弃了学业。1986年至2000年间的15年间，1.5亿农村贫困儿童放弃了学业。平均每年1000万。而当前，在前两个原因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小学距离远的因素，失学、辍学的悲剧仍然在千千万万个农村家庭上演。这就是世界上最大比例的文盲在中国的原因。这就是共党折腾农村教育的悲惨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