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1月15日号召说，“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
安徽省会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近日亲自对合肥市房地产市场展开调研，并当场掏腰包买下一套8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
1月12日，合肥市规划局局长王爱华更是在当地电视台一个直播栏目中极力推销楼盘，并高喊 “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
经济学家赵晓也鼓吹“买房”等同“爱国”。
最新一期的《瞭望新闻周刊》，学者韩保江、窦勇更是以《积极消费就是爱国》为主题进行“爱国”教育。
北京市政协委员提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每个个人和所在单位都应将所得收入进行消费，以便于“爱国”。
──这是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它将本来正常的一种个人消费行为人为地提高到“爱国”的“政治高度”，可见高举“爱国”大旗还是关键时刻的一大法宝，“讲政治”的传统也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更从此事看出某种隐约可见的危机已经紧紧系于其生死存亡之节点了。
可以想象，在这个“亲民号召”不太显效之后，必将还会以“爱国”的名义出台各种更“强力有效”的系列配套措施，如税费、奖惩和政策规定，利用政府力量以准军事化的强制性手段推动来经济复苏。政府主导，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将成为应对经济危机所能采取的唯一“有效”措施，在此之后，中国也必将与市场经济的路子渐行渐远。
在“以经济建设为主心”莫言其它的今天，将“买房”和“爱国”联系起来纯属牵强附会，也只有在视意识形态为生命的社会中才会出现如此“屁股决定脑袋”的官僚行为，这种与市场规律相悖的做法，如何能拓展开来持久实行而力挽危机大势呢？看来，其结果必是一场不了了之的荒唐闹剧。
不难看出，某些地方欲强行推出的“爱国房”政策，只能是少数权贵阶级才能享有的“爱国”专利，也是中国自权贵资产阶级出现后第一次面临被“宠幸”的“荣耀”。至于个别官员一时之间的“爱国”行为，就权当是他们的一次“表演秀”好了，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投资或消费的“小算盘”，根本不会为了“爱国”而做亏本的买卖。但太多的权贵出来“爱国”恐不现实，就算有人真的想“爱”一次国，怕其中的官员也会担心因为“爱国”而落下“财产来路不明”罪，富人则担心财富外露而象“黄光头”那样节外生枝吧？
有钱的权贵才是有消费能力的“爱国”者，也是潜在的买房者，也才符合党和政府的“口味”。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这个“爱国”已无形中畸变成一次有钱人为国家经济掏腰包“返馈社会”的募捐行为，无疑是在面对一次毫无道理可言的政府勒索！
“爱国”也要资格和条件，“爱国”也变得如此“高贵”，这确是一个两极的国家。很明显，本次的“爱国”行为决不是如以往那样具有“普世性”和“大众化”，这就为“爱国”设定了一个新的含义：“爱国”是有钱人的事，与穷人无关。中国的广大穷人听到此说后，该庆幸还是该悲伤呢？
想起早些年无数农民被强行索交的“爱国粮”、“爱国棉”，皆是在冒着自己被饿死、冻死也必须要“将爱国进行到底”的一场生死之搏。正是他们，从曾经到现在一直养育着无数人的政治生命和富贵荣华，按常理说也应当才是本次最庞大的“爱国房”消费群体，按现实说更迫切需要哪怕只可容身的一间小小的“爱国房”，反过来感受一下国家母亲之爱，可是因为他们没钱，既便再“爱国”，这个国家也不会“爱”他们，所以，他们也必然“爱不起”这个“国家”……
两次“爱国”，一次富人一次穷人，一次索钱一次要物，皆是以“高贵”的“爱国”之名行掳掠之实的强权行为，如若不了了之尚且幸之，假设真的成了“气候”，则必然又是中国的另一场劫难。
城市化过程当中由政府黑手操纵的“圈地运动”造成了无数人的流离失所，也培育出了做为其国家经济支撑主体的核心产业──房地产，如今面临突然且必然的经济危机，其敛财功能已无从变起，其“支柱”功能也风光不再，反倒成了操作者自己有苦说不出也无法下咽的一杯苦酒和经济毒药。此情此景，其“情真意切”其悲凉其无奈，却让人想起了当初强拆他人居所时的那种疯狂骄横和志得意满，何以瞬间落得如此狼狈地步？是否真的是“天道有轮回，万物皆因果”？
本来，“爱国”与“爱民”应该是对等和互换的，爱国不是公民的义务，爱民则必是为政者的责任。但在一个政府行为不受制约的社会中，这种对等被强权无情地扭曲了。
在此善意提醒政府，不要“借危机之名再转嫁危机”，是谁的责任谁担，是谁的苦酒谁喝就是，这很公平，也很“爱国”。另外，为了换取人民的“爱国”行为，先请政府将充裕的国库存底每人分发1,000元以渡年关，以便于人民进行“爱国消费”，如何？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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