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年代中期後，欧洲国家莫不重视中国的庞大商机，因而在二○○三年决定与中国发展全面夥伴关系，但这并不因此而减损欧盟对人权与价值的重视，推动与中国的人权对话，促使中国在改善人权上采取积极行动始终是欧盟重要目标，也被载入历次中欧高峰会晤联合声明中。因此欧洲许多国家同样也是基於对人权丶宗教与自由价值的尊重而关怀西藏，并礼遇达赖喇嘛；易言之，在中国与西藏之间，在经贸利益与人权价值之间，欧盟态度是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区隔处理。
但中国期待的夥伴关系是一种植基於朋友关系基础上互信的强化，虽然同意彼此求同存异，但要求夥伴能够支持其视为核心利益的事务，尤其是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例如一个中国原则，西藏问题自然包括其内。同时，中国也高度期盼欧盟各成员，乃至前後任领袖在政策上的一致性。也因此，中国对於欧盟迄今未能成功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始终耿耿於怀，二○○七年，中国又因德国总理梅克尔夫人在总理官邸会见达赖喇嘛，愤而拒绝德国财政部长原订的北京之行。
今年，中国更以推迟中欧高峰会晤的夸张举动作为对法国总统高调接见达赖喇嘛的原因，一则是为报复四月在欧洲传递圣火期间所遭致的强烈抵制，二则是十一月初中国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谈判无法取得共识，中国对达赖态度转趋强硬，此也反映在中国对欧洲如何处理达赖的政策反应上，北京更要防止欧盟要求在中欧高峰会晤联合声明中载入改善西藏人权，尊重西藏宗教自由与文化的内容，三是杀鸡儆猴，除防止美国新当选人欧巴马未来可能接见达赖喇嘛外，更意图阻止达赖在中藏第八次谈判失败後再度访问台湾。总之，自今年三月西藏发生大规模抗暴以来，中国忧心藏独气焰升高，也不再信任达赖强调的「中间路线」，更忧心西藏情势在国际力量持续支持下可能更难以控制。
这一切再度证明中共政权的脆弱性。根据霸权理论，国际政经秩序的主导大国除具有惩罚性权力外，更重要的在於能够提供建立於普世价值与道德基础上的国际公共财，例如国际制度丶规则与原则。然而北京急於凸显的是惩罚性权力，而不是对未来国际政经秩序具有正面作用的诱导权力。事实上，究竟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是否意味违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大藏区概念是否合理，中国是否对西藏文化从事有效维护，北京大可通过与国际社会，以及与达赖喇嘛持续进行对话来理性应对，但没必要惩罚基於宗教与文化理由而与达赖交往互动的第三者。可以预期，北京绝无可能具有与欧盟长期决裂勇气，未来必定唾面自乾，因此毫无止境的仪式性抗议不仅自取其辱，更显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新兴崛起者内在的非理性丶自卑与信心的缺乏。
相较起来，秉持和平与非暴力精神与中共政权抗衡近五十年的达赖喇嘛，在中国日渐崛起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中，其拥有资源愈来愈少，也使其「中间路线」在海外与西藏流亡政府内部遭到愈来愈大的挑战；然而达赖懂得以沈着丶理性丶冷静丶睿智态度，运用不对称策略以小搏大，让西藏增加能见度，对於中国的围堵与抨击，从不以情绪字眼反击，因此，中共虽然以各种软硬力量牢牢控制西藏，但在与达赖的斗争上，很显然是输家。可以说，中共愈是对达赖采取围堵，达赖喇嘛在西方国际的能动性愈强，更可能对中国在西藏的统治产生负面冲击。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