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再一次聚会，为的正是负责地利用我们的今天，认真地反思和考察中国的昨天，真挚地希望神州大地上能出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的明天。
正视和直面过去的痛苦和黑暗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都身处日常生活的惯性之中，对回顾以往的痛苦，人的心理具有各种抗拒和规避的本能。但张抗抗说得对：正视和直面过去有必要，也能起一种不可缺少的治疗作用。在这方面，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是个有奴隶的社会。甚至到今天为止，奴隶社会余波引起的各种有关问题还没有彻底地消除。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美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不少的进步。有进步的地方是因为通过文学作品，新闻媒体，公开演讲，法院的裁决等等的渠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能够正视和直面奴隶社会的丑恶，也就能够较快地治愈过去的病态。
二十世纪是个血腥世纪，它的历史上有不少其他的例子，不少要求民族反省的问题。大的例子包括德国，日本，前苏联，南非，中国；中等大小的例子包括亚美尼亚，智利，柬埔寨，塞尔维亚，卢安达；较小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民族反省的历史记录呢？大的例子里面，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比较漂亮，南非对以往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反省也做得相当好，日本对以往侵略战争的反省在不好不坏之间。可惜中国对共产主义罪恶的反省相比较之下显得最差。毛死以后"伤痕文学" 开了个有希望的头，但在共产党的压力之下，没能深入，只好在表层上停滞。往后，不管是中国的文学，媒体，课本，博物馆，甚至网络都禁止正面考察过去，不允许深入的反省。中国人只能认同一种畸形的文化定位。
产生这个局面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执政党认为正视和直面自己的过去的历史错误和罪恶会影响自己当前的稳定和自己将来的利益，因此禁止任何公开的研究和讨论。
我们的这次会议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我们的大前提不是任何政党的利益，而是全体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回顾共产党的历史罪恶是有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同一个政党的后代还在执政，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和罪恶还坚持不作负责任的反省；还因为认真地反省对中国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的发展也极有必要。有人说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是个大分水岭,以前以后都绝然不同，可是历史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毛时代的极端"节欲"与现在普遍的"人欲横流"之间没有反弹关系吗？毛时代的"一切为集体" 和现在的"一切为个人"也没有物极必反的关系吗？在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极力推崇"卑贱者"和今日的残酷鄙视社会底层的人也没有"矫枉过正"的微妙关系吗？毛时代的"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跟今日"愤青"的狂热民族主义到底有没有令人深思的牵连？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是"与"否"的问答题，而是需要很多深度反省和研究的问题。共产党不允许研究这一类的问题，但我们的会议绝对地欢迎和鼓励。
今年是大跃进的开端的五十周年。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跃进看得不够重要。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也一样多二十倍吗？很可惜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但其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跃进-大饥荒中死亡的人绝大多数是文化水平低的农民？他们自己较难发出声音？知识分子作家是否更愿意写知识分子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以反右和文革为背景的故事为主，而农民的故事不那么能进入他们的心里去？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这恐怕也是一个应该反省的问题。
我今天向大家道歉。因为在加州大学有无法更动的教学任务，以致我无法来西东大学和纽约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但我由衷地感谢各位不远千里而来的朋友，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朋友。我也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其他为了这一会议的顺利召开作了大量工作的朋友和同事。
祝会议圆满成功！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11月号）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专任讲座教授
The Chancellor's Chair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董事长
Chairperson of the Board of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